然而环境迫着你干，不干，吃甚么？我就干起来。豁出讨人嫌，惹人厌，要小钱似的，哭丧着脸，访新闻。遇见机关上人员了，摆着焦灼的神气，劈头一句就问：“有没有消息？”人家很诧异的看看我，只回答两个字：“没有。”

　　那是当然！

　　我只好抄“公布消息”了。抄来，编好，发出去，没人用，那也是当然。几十天的碰钉，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也慢慢的会用钩拒之法，诱发之法，而探索出一点点的“特讯”来了。

　　渐渐的，学会了“对话”，学会了“对人”，渐渐的由乖僻孤介，而圆滑，而狡狯，而阴沉，而喜怒不形于色，而老练……“今日之我”转换成另一个人。

　　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这四个字。

　　由于当外勤，结识了不少朋友，我跳入政界。

　　由政界转回了报界。

　　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

　　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

　　当我在北京时，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而我依然处处失脚。自从到津，当了外勤记者以后，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而步步多踏稳——这是甚么缘故呢？

　　噫！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

　　××××

　　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

　　我在北京，如果说是“穷愁”，那么我自从到津，我就算“穷”之外，又加上了“忙”；大多时候，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个时期，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又一个时期，白天做官，晚上写小说。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卖命而已。

　　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经一睁开眼，就起来写小说，给某晚报；午后到某机关办稿，编刊物，做宣传；七点以后，到画报社，开始剪刀浆糊工作；挤出一点空来，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

　　假如需要，再挤出一段小品文；画报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于是十点半匆匆的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给他发要闻；偶而还得作社论。像这么干，足有两三年。

　　当外勤时，又是一种忙法。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晚十一点吃晚餐，对头饿十二小时，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挥汗写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的说：“哦！我还短一顿饭哩！”

　　这样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弃养；喘哮不堪，也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的昼夜扶侍。先母死了，个个人都失了形，我可就丧事未了，便病倒了；九个多月，心跳，肋痛，极度的神经衰弱。又以某种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从此没有了！

　　异地疗养，非钱不办；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乡下，教中学国文——决计改变生活方式。我友劝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变起了，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转防空洞，跳墙，避难。廿六年十一月，于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轮，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逃回天津；手头还剩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笔墨，再为冯妇，于是乎卖文。

　　对于笔墨生活，我从小就爱。十五六岁时，订报，买稿纸，赔邮票，投稿起来。不懂戏而要作戏评，登出来，虽是白登无酬，然而高兴。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在《北京晨报》译着短篇小说为止；一得稿费，渐渐的也就开始了厌倦。

　　我半生的生活经验，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么？也未必。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创作态度么？

　　我对人生的态度是“厌恶”。

　　我对创作的态度是“厌倦”。

　　“四十而无闻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