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十五六岁小学毕业前后，开始了投稿生活。

　　我是很鲁钝的，当我考入小学高等一年级时，首次年考只得七十二分，名列乙等第末。我们的级任教师王先生（朴）最喜爱“小迸豆”；同学如丁朝树，吴国桢，都在十岁以下，人小而聪明，在班中很活跃。我与陈宾仓，李××之流，那时被叫作“傻大个儿”的，功课既不好，年长而又笨，王先生当然不喜欢我们，虽然我最敬爱他。

　　到了高小二年，我们这些傻大个儿忽然开了心窍，功课猛进：年考的分数，我已获得八十四分七。等到高三，我便与陈、李二君包办了月考前三名。大约我和陈君考第一的时候最多；记得一次月考，我十二门功课，有五门得一百分；年考的分数是九十二分几。

　　这些年幼的同学全被压下去了。我们傻大个是北方人，开悟的迟，这几个小孩是南方人；又且吴国桢们家中都请了教师补课，而我们是自己摸索。我的功课所以不好，最吃亏的是英语，因为我是由私塾编级入校，连二十六个字母还认不全。我自己实在没法，找到一家英文夜馆，只补习两个月，便已超列甲等了。

　　我在班中的地位，高一时代也是很不好的，既吃亏是外乡人，而又是傻大个，笨货，到高二，同学等便刮目相看了。同学中受了小说迷，和谜语热，做过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君受《镜花缘》的影响，拿铅笔纸册，写他的《君子国》。陈宾仓君就撰造八个英雄，以李乾，张坤，八卦为名，要破阵盗宝；他分明受了三十六友的影响。

　　其时我呢，读小说最多，却没有下笔。我那时已经开始翻译小说了。第一步入目的是石印本，文言的言情小说，我不很懂；第二部是商务出版的说部丛书《情侠》，和些侦探，探险小说。

　　当吴、陈二君撰述君子国、八卦阵的时候，我开始构思大侦探家了。但实际开始投稿，却是作戏评。

　　民国三年，高小毕业。我们是春季始业的，由是年起，改制秋季始业；我们要耽误半年，才得升考中学。我于是闲居无事，买书看杂志，炽起投稿热。我向母亲嫂嫂搜求民间口碑，要写稿寄给上海的小说周刊《礼拜六》；但是不知为甚么，那时并没投成。

　　第一篇的投稿是“戏评”。月出十四个铜元，定阅一份《戏剧新闻》（日刊），天天看，自己试着撰“菊国春秋”，署名“菊厂”。而且很认真，自定课程，每星期至少作两篇。这当然无酬，连一份赠报也得不到；但是一见登出来，虽然赔邮票稿纸，仍是很高兴。还闹了一个笑话，我用了“于戏”二字，其时还不懂这两字就念“呜呼”；自己望文生义当作“噫嘻”用，报上也照刊出来。有时候那编辑先生孙古纫、章弃材也给我删改。有一篇《灵芝说》，和《吉祥观剧记》，自以为文笔古典雅洁。那时候，袁项城正要称帝；《戏剧新闻》和别的剧刊，正为捧刘喜奎，大打笔仗。

　　入冬考入朝阳大学的附中，其时我甫结婚，我却搬到学校附近的公寓里去住。中二同学陈君曾问我：“报上的菊厂是不是阁下？”我得意极了。

　　在中华的《童子界》，商务的《少年》，《学生杂志》，也都投过稿；有时是小文，有时是一幅画，有时翻译英文课本中的小故事。《少年》杂志登了我一篇《财神与乞丐》，我第一次获到酬金，是六角书券。随后《礼拜六》周刊复活，改由周瘦鹃主编。我投去三篇小稿，得到瘦鹃的一封回信，我什袭珍藏的保存下来，然而丢了。稿也登出两篇，《茗盌余话》和《京津道上》；说是有酬金，到底没给钱。

　　在朝大附中修完二学年，附中因人少而解散；我改入京兆一中，结果倒退了差不多一年。从前我的文因胡乱模仿，非常怪诞，到此才稍稍入了正轨。

　　××××

　　大时代跟着到来，五四运动震撼了青年人的心。我们学校首先受了新文学运动的刺激的，是同班刘丹岩君和我。我两人同砚联席，同看新刊物，同读白话诗，还辩论过多少次。校中第一篇用新标点写的白话文，便是刘君和我的文章。题为《美国改持霸国主义论》，刘君作的是赞，加了许多叹号；我却是很长的一篇语体论文。

　　结果发文的时候，我向来在前六七名的，此次直耗到末后，国文教师才将我两人的大作发还。原文一字未改，并且说：“作演说是可以的。”作文当然不合了。等到毕业考试，监考员到场时，和学监闲谈，问到学生们有作白话文的没有？我和刘君遂给学校露了脸，学监谦以为傲的说：“第五班的某某作过。”又笑说：“新标点用的不对。”但校中图书馆管理王醒吾先生头脑很新，他的令郎又与我同班，我们就组起读书会来，《新潮》，《新青年》，新刊物都买。因为月捐图书费，我和同班评剧家的刘君，几乎冲突起来。

　　当五四大时代到来时，也正是我惨遭父丧之时；世界主义，互助论做了我精神的慰藉。毕业之后，急于找出路，曾到先父供职的那军队里挂名候差，这与我的希望趣味相差太远。

　　王醒吾先生和《持平报》有关系，我就大量的投稿，希望在报馆做点事。初写的小说不免有北京小报的气息；文言的短篇小说力仿林释，曾有《镜圆》一篇。又辑了些古笑林，名为《绝缨录》；并写了些短评。周作人先生译的《点滴》，和“晨报小说集”，当时对我们影响极大；我这才开始写新小说。有《厘捐局》，《两个铜元》，《哑妇》等篇；《两个铜元》是我妹莳荷写的，我修改了一遍，字数皆不及千，但自己很满意。时在民九。

　　××××

　　正经投稿，是民十在《北京晨报》附刊，鲁迅先生介绍的。那时，我已经考入邮局，从快信处得知周作人先生的详址，我试投了一封信，志在请他介绍投稿，头一封信却是找他借书，可是又以设立借书处做引子。自以为措辞很巧妙；不数日回信来了，署名周树人。说“周作人患肋膜炎，现在西山碧云寺养病，由我代答。”另外送我愿借的《域外小说集》，《欧洲文学史》，并借给我《杜威讲演》。原信是这样的：

　　××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几句。《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是杜威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页，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现特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七月二十九日

　　往来通讯，讨论文艺；以后又求见面。其时我厌倦了邮局的机械生活，头一天日夜工作二十二小时，第二天就休息二十四小时，如此轮流，实在歇不过来。我决计退职，拟考高师，信中顺便告诉了周树人先生。又把那篇《厘捐局》，《两个铜元》抄寄，请他介绍，说要从此以文为业。先生对我这两篇不满千言的作品，认为是随笔，不是小说，但仍给介刊《北京晨报》附刊和《妇女杂志》。对于我这辞了职业考学校，卖文章供学费的计划，周树人先生认为失计。函云：

　　××先生：

　　来信早收到了，因为琐事多，到今天才写回信，非常之抱歉。《杜威的讲演》现在并不需用，仅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我也很愿意领教，但要说定一个时间，颇不容易。如在本月中，我想最好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之间，到教育部见访，但除却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时，亦或在家，然而也不一定，倘此时惠临，最好先以电话一问，便免得徒劳了。我的电话号数是“西局二八二六”，电话簿子上还未载。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周树人，八月十六日

　　××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Sketch，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作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每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购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两位所作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甚么名字？再先生报考高师，未知用何名字，请示知。

　　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总称痨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小说月报》被朋友拿散了，《妇女杂志》还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周树人，八月二十六日

　　由这信看，树人先生要介绍我译述小说了。我的回答是英文还可以勉强译述。又批评新小说，我说我最爱的作家是鲁迅和冰心，冰心的小说很雅逸。

　　先生复函承认鲁迅就是他自己，又谓冰心的文章虽雅逸，恐流于惨缘愁红；先生称许叶绍钧和落花生的作品不错。

　　这一封信，可惜我找不到了。但鲁迅就是和我通讯的周树人，却令我失惊而且狂喜。唠叨的写了一堆惊奇的话，所以九月五日先生的回信有“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正如今日的白羽姓白名羽一样。然而“不算甚奇”一句话，我和我妹披函都有点赧然了。

　　××先生：

　　前日匆匆寄上一函，想已到。《晨报》杂感本可随便寄去，但即登载，恐也未必送报，他对于我们是如此办的。寄《妇女杂志》的文章由我转去也可以，但我恐不能改窜，因为若一改窜，便失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但倘觉得有不妥字句，删改几字，自然是可以的。

　　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然而《新青年》中别的单名还有，却大抵实有其人。《狂人日记》也是鲁迅作，此外还有《药》，《孔乙己》等都在《新青年》中；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别的单行本也没有出版过。《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寻不到以前的。因为我家中人数甚多，所以容易拖散。昨天问商务印书馆，除上月份之外，也没有一册；我日内去问上海本店去，倘有便教他寄来。《妇女杂志》知已买到，现在寄上《说报》八月份一本，但可惜里面恰恰没有叶、落两人的作品。

　　周树人，九月五日

　　我去拜访鲁迅先生，在苦雨斋见了鲁迅和作人先生；我昂然坐在两个文学家之前，大谈一阵。鲁迅先生透视的刺人的眼和辛辣的对话，作人先生的温柔敦厚的面容和谈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此后又拜访三两次，承作人先生把契科夫小说的英译借给我；我译出五六篇，都由鲁迅介登《晨报》，得了千字一元的稿费。我自己又买了几本外国小说。但是我的英文很坏，抱着字典译书，错误仍然很多；鲁迅先生，作人先生都给我改译过。

　　青年人在一个名人面前吐露自己的心情，恨不得把自己的乳名都要告诉他；我于是天天去麻烦，不久闹得鲁迅先生不敢见我了。正与我的同学刘丹岩一样，他也是因为倾慕胡适先生，天天去起腻，终于被胡适之热赶出来了：“请你到那边谈谈去吧。”

　　这也是循环往复，我至今也是天天要收到几封信，不时接见不相识的朋友。

　　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曾谈到当时小说的题材，不外学生生活；鲁迅指出这一点，我就附和说：“是的，这样题材太多太泛了，不可以在写了。”鲁迅决然的回答：“但是还可以写。”又谈到当时的作者，为表现着同情与劳工，于是车夫、乞丐纷纷做了小说的主角，我说：“这真是太多了，应该变换题材了。”鲁迅又决然的回答：“但是还可以写。”是的，这只在乎作者个人的体验与手法。他一连几个“但是”，当时很使我诧然。

　　我的那篇《厘捐局》，写一个卖鸡蛋的老人，被厘捐局压榨，曾用“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这样的句子，鲁迅先生特意给我一封信，指出“可怜”二字近乎感叹；可否换用“只是”二字。我以为这一封信，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为人来：第一，他告诉我作小说不可夹叙夹议；第二，他告诉我他的不苟精神。“世故老人”是长虹攻击他的恶报，我却以为这四字正说尽了鲁迅的特长。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认为满意的是《孔乙己》，他说：“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但我喜爱的却是他那篇《药》，和《彷徨》中的《伤逝》。

　　××××

　　我不听鲁迅先生的劝告，果然卖文求学的计划归于失败。等到举室南迁被匪，一败涂地，又逃回来；我就不得已在通州就了私馆，从此断了求学之念。我的束修不足赡家，受了朋友劝告，正式开始了投时的卖文，译作小说，搜辑趣话，给北京《益世报》，每月得六七元，稍补家用，每千字赚得一元。

　　我旋失业，经过了极大困苦，极大挣扎，认识了《世界日报》的何仁甫君，承他陌路援手，推食解衣，介绍投稿；以千字一元的代价，于一个月内，给《世界日报》的“妇女界”写了一万一千余字；给酬时却被主者核减为大洋四元。我因一怒，从此搁笔。何君自觉对不住我，我去了一封信，解释权不属彼；偏偏这封信又被编者看见了，但这事与编者也无关，引起了误会。

　　但是一万一千字稿费四元，到底给了我很重的打击，深信鲁迅之言非欺我也。这样子累死也吃不饱饭。

　　何君又告诉我，《共和新报》，《民立晚报》新出版，我就每处去了一封自荐信。数日后，《共和新报》来信很客气，《民立晚报》来信很简捷，但说一时没机会，容后设法。但只隔了半个月，《民立晚报》招了我去，当校对兼写稿版，月薪二十元。却是发薪时，又被社长太太扣了四元。说是给他十二元，他也干。结果是十六元，果然我干了。不干怎么办呢？我失业已一年了。

　　不数月，《民立晚报》因登《萍水相逢白日中》，而被停刊，我又失业，可是暂时不敢卖文了。

　　直到民十五，《世界日报》明珠版招聘特约撰述，我又承何君指示，以通夕之力，写了短稿七篇，投寄了去。由明珠编辑张恨水评定，结果就选中了我。到宣内未英胡同，和恨水接洽；我诧异这个文人，如此巨眼响喉，但他的嗅觉却灵敏。面谈之下，他说：“K先生可以每天给明珠写一篇稿子，有功夫再给夜光写一点，三五百字就行。哈，每月十元，而且是每日两篇。”

　　我方才醒悟，那一万一千字的稿费四元，并非稀奇事，一向如此的。但我不能不做，就作了起来。事后才听说，这次特约撰述，实在只选中我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恨水先生，那时的稿费也不过千字二元。文人是如此的不值钱，至少在北方是这样的。现在我的稿费版租固然较多了，这无非是投时，侥幸；而况且俾夜作昼，弄出心跳、肋痛、吐血的病来。扶病卖文，只怕不是快愉的事吧！然而没法子避逃。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