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铸学塾，我和一个姓杨的同学，最承塾师吕允文先生看重。许多同学不是拉东洋车的儿子，就是卖烟卷的弟弟，我和杨却是仕宦子弟。而且，这些拖小辫的小动物能够模模糊糊的看《聊斋》的，也只有我和杨。

　　吕先生所给我的恩惠很大：第一，他给了我一些私塾所没有的知识；第二，赖这知识缩短了我的学龄，不致十六岁才入高小。初入塾时，我的海轩大哥只许我念《龙文鞭影》，我的侄儿念《三字经》；吕先生却劝诱我读国文，算笔算。我那时好像也并不以为然；我以为像我那大的岁数，还念四字一句的小书，乃是羞耻。可是念那种画着小人的国文，也不能算是正经书。

　　我的心理正如一般同学，必像大学长那样写白折，念告子，才算是最高的程度。“多大了？”十二了；“念甚么了？”念国文了，这是多么难堪的问答！人一问，我立刻赧然了。

　　吕先生却逼我读国文，说这个好。快放学时，又从《笔算数学》中选三五道算题，叫我们六七个特达的学生抄题演算，这倒深感兴味。随后，又教我们作文。有着冷笑的口角的大学长却鄙薄我们这几个，他是不屑于作文演算的，他开讲尺牍句解，学写信，和打珠算归除。

　　吕先生额宽颔笑，有着很大的前脑，三十多近四十的人了。每天到塾极早，学生还没来多少时，他就念《东莱博议》，闭目摇头，高声朗诵，很有神气；但是他常伏案昼寝。他又好呕气，来不来的就写状子，要告谁。他的策论是很好的，北马路劝学所的塾师月课，他每回考第一，可得两元钱的奖励。是一篇论文，四道算题；因此我们的学塾，被称为改良私塾，并且有一块黑板在塾中墙上。

　　吕先生很有天分，据说他初来时，连阿拉伯字母还是学生教给他的；但到我入学时，他已经算鸡兔分桃等算法了。

　　一次，劝学所考试私塾的学童，同学三四十人中，我们有七个人被报名应考。赴试时，大学长以一种冷诮的姿态讥笑我们。他是不去的，他的面孔口角总像蕴着冷笑，以此我们怕他，然而又羡慕他的高傲。他叫罗××，厨师的儿子，后来做了皮鞋庄的学徒。

　　我们应考的七君子，结果大败而回，只有姓杨的考了中等，六十分。我们全吃“丁”，然而还很得意，“我们考去了。”姓周的同学，（他的父亲挑鲜果挑，我们叫他独流罐子，不过因他是独流人。）拿那本发回来的试卷，上标三十几分，美嘻嘻的故意的装作无意给串学房的小书贩看，以取得书贩的称扬。

　　转年我们又去考。考罢，先生问我们题目，答案，一一加以推测。杨的功课最好，他本是初小校生转入私塾的，可又犯了他的老毛病，除法遇到除尽，末位总多加一个零。吕先生逐一品测之后，许我以优等（乙等）。

　　榜出了，意外得很，杨反是优等，而我考中最优等；不但最优等，而又是第一名一百分（时在宣统三年十一月）。先生喜极了。其实，我那时“虚度十二岁”，实岁也已十一了，而考的却是初小二年级，我作的那文，还脱不了“有兄弟二人，一日出游，见某物某事，弟曰如何，兄曰不可……”但是我竟会一等第一名，而且一百分，甚至到南方投效的我父也从报上看见了。父亲是有谀儿癖的，把报保存许久，时时对师爷们说。

　　到授奖之日，初小四年级第一名有奖品，初小三年级第一名也有奖品，是些较精致的东西，墨盒字帖纸笔之类。到了我这初等二年级的第一名了，却是两支笔，一块墨，一叠仿影，一大叠仿纸，抱起来比谁的奖品都显着多。发奖的戴眼镜先生还问了我几句话，姓甚么？某人就是你么？你几岁了？当我说出我十二了，我也不由赧赧的脸一红。十二岁才在初等小学二年级，未免丢人；然而考第一，又未免美啧啧的。

　　先生欢喜，自幸教学有方，七个弟子都及格！于是领奖回来，我们到戏园看戏去，陆福来的《铁公鸡》；又到小饭馆吃汤面饺子。

　　回来，到刘先生那里去，（是一位老八股塾师）见了我。刘先生笑嘻嘻高举双手道：“恭喜恭喜！”我惶然失措，也没有还揖，呐呐的也没有说出一句整话来。这学塾的大学长赵世杰也向我道贺。（他曾和我在我们私塾英文夜班同过学，但只一个月）这一回他也考去了，他十七岁，考初小四年级，列入优等七十几分。

　　次年（民元六月）吕先生又教我们去考。这一次放榜，我考了个最优等九十七分，名次忘了，大概是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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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民元离开西芥园，到北京考入学校，高小一年插班。我所以能够插班，不致功课跟不上，这就是吕先生的好处。我还常常给吕先生写信。到高二时，我们同学做谜语游戏，吕先生还给我作了许多谜语寄来。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以上的事，地在津西芥园，年在十一至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