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西的西芥园，是我童年生活最留恋的地方。我在那里，才得展开新的环境，由家庭初步和社会接触；我出了家馆进了私塾，我于是上学有了学友，游戏有了戏伴。时候是在宣统二年。

　　上学，我们想着法淘气；放了学，我们夜踏坟园试胆，私入花厂偷花，我们说鬼，我们下棋，我们削竹刀扮戏，投石子隔河打架，并且做应时应景的游戏。好像“玩”也有季节似的，到了某一时，人们拿出球来了；到了某一时，人们拿出毽来了，一唱百合，不邀而同。唯有磕钱，打水牌子，是不分季节的；而最野的，最有趣的，所谓野孩子玩艺，不值大学长一盼的游戏，是打鞋桩。

　　找出许多破鞋，“野孩子”们就脱下自己穿的来，堆成一堆；一个人抽签坐庄，画个大圈，许多人冒险入圈，从四面设法偷抢庄家的鞋。如在圈内，被庄家踢着，便要替他坐庄。先由一个人骤然一蹴，于是别的人这个跑过来一踢，那个跑过来一踢；直到把圈内的鞋全踢净，庄家算输了，要挨打了。

　　起初我是偷偷的，于冷不防中，进圈猛踢一下罢了；但是越看越眼热，也学他们冒险攻入圈心来打抢；结果被庄家回身一脚踢着。我做庄了，我这才尝着坐庄的苦恼；他们尤其是大个的，从你背后推一把，搡一把；踢一下，打一下，这个诱你来追，那个就打后面来偷鞋。我在圈中如猴似的，东张西望，应付不暇，窘到极点；终于被人抢的一只鞋不剩，挨打了。

　　我们还有固定的戏伴。我的戏伴分为两派，一派是大学长，二学长，专做说故事，扮戏出的游戏，和放风筝，下象棋等高等游戏。另外还有两个拉东洋车家的孩子，一姓李，一姓韩，是我的把兄弟，小孩子没有阶级心理的。

　　桃园结义的故事深入人心。记得我已能读《史记》和林译小说，梁任公的论文了，而一个亲戚尚且问我：“会看《三国》了么？”她当然不是说陈寿的《三国志》，而是所谓《三国演义》。结义拜盟，不是同胞而呼兄唤弟，恐怕是中国人独有的习俗。这习俗不见于先秦记载；《左氏春秋》、《史记》、《汉书》，仿佛只说过“刎颈交”。

　　桃园结义虽非史实，但我想结拜之风大概真是始于季汉三国；马良与诸葛亮书，曾称为“尊兄”。这分明是乱世结纳的一种方式，正如认干爹爹起于董卓吕布，而盛于残唐五代一样。几个人地位相等，共图富贵，就结盟为兄弟；如果是一个阔人，邀买属下，他就“誓为父子”，把部将收为干儿子。

　　史书上所见，唐宦官仇士良辈都是这样对待死党；蜀王建也是以太监为干爹，而当了节度使，后来割据称王。小说上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也是这么样，反映出“势利交”的姿态，从而看出中国人的家族制在社会上很有力量。

　　于是小孩子富于模仿性，我们这几个小学生也结义了。照小说行事，弟兄们不结拜在桃园，而在坟园，也插草为香，堆土为炉。但谁当大哥呢？可就有了问题。

　　初和我结拜的是那个姓李的，他先问我几岁，问明我十二岁，他就说他十三岁了。比我大，他当然是老大哥了，而我是二弟。后来又加入姓韩的同学，他比我们俩都大，十四岁了，当然李改排行二，我改行三了。然而李不愿意，他忽然又缩小了一岁，他一定要当老三，逼我做二哥。我不明白这是为何。

　　随后才听说当老二不好，要倒霉的。怎么呢？第一，小说上的老二都是坏人，《包公案》上老包的二哥是个奸恶无比的东西，《天河配》牛郎的二哥也不是好小子。有一个缘故，顶好顶好的二哥是关云长，可是没有脑袋，刘关张是他头一个没了命。并且，歌谣还说：“打头一支箭，打二王八蛋……”

　　后来怎样，我记不得了。大概不久我们就扒了香头，先是姓韩的跟我打起架来。我一怒当面骂他：“韩四姐，在四面钟！”四面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并不明了，但我们亲眼看见韩的父亲那个拉东洋车的莽汉，亲自拉着他的女儿回芥园，就是所谓韩四姐者，小脚，擦粉，白绸衫，仿佛很美。

　　姓韩的同学果然最恼“四面钟”，“四姐”；甚至于“四”字都忌讳着，不许人说，一说就打架；正与我那时避讳头上那块秃疤一样，（现在可是用分头遮蔽住了）所以，我们揭根子，就掀起小辫来了。并且因为“四姐”云云，被几个小同学堵着韩的门口乱喊叫，韩的父亲终于找到学塾来了。

　　嗣后我父亲知道了，不许我和洋车夫的儿子拜把子了，比如开粮店的周文元，开面铺的单××，那是可以结交的。但小学生的心理，是不论学生的家况的，论得是学生个人在塾中活跃的地位。我还是跟大学长罗××，二学长都××很要好；我以为我们是学问上的朋友，我们一块儿看《三国演义》。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