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十年苦挣。我遇见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见了热情的援手。而热情的援手，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民十七以前，我历次的当过了团部司书、家庭教师、小学教员、邮员、税吏，并曾再度从军作幕，当了旅书记官，仍不能解决人生第一难题。军队里欠薪，我于是“谋事无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时期，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

　　辗转流离，终于投入了报界；卖文、做校对、写钢版、当编辑、编文艺、发新闻。我的环境却越来越困顿，人也越加糊涂了；多疑善妒，动辄得咎，对人抱着敌意。我颓唐、我忿激，我还得挣扎着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穷途的刺激，格外加增了我的乖僻。

　　终于，在民十七年的初夏，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因为在十一天中，宣传了八回换局长，受不了乍得患失的恐惧频频袭击，我就不顾一切，支了六块大洋，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只身来到天津，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