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

　　我国南北朝时代，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较落后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间留下的著作不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 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 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地理书。 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 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他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 这就是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的来由罢。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代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也就是黄河流域南北两岸人民大遭苦难的时代; 同时它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极盛的时代。

　　南朝梁释僧祐弘明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反映到这一时代关于宗教的发展及其在教理上和政治上的冲突。 魏收魏书特撰释老志，记载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实。 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这一时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艺术，最可珍视的是造像和壁画。 洛阳伽蓝记也特写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后的佛教寺塔。

　　 二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前对于佛教是怎样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于极北鲜卑游牧民族，〔二〕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三〕才算具有国家规模，初步完成了向汉族社会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修建佛寺。 释老志载着拓跋珪的诏书说：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 济益之功，冥及存殁。 神踪遗轨，信可依凭。 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广弘明集还载拓跋珪的与朗法师书，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毡五十领，银钵二枚。 〔四〕表示敬意。 可以想见他对佛教的态度了。

　　经过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焗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灭佛法诏〔五〕说：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 夸诞大言，不本人情。 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 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 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 五服之内，鞠为丘墟。 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 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 其一切盪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 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 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 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 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 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六〕之后，又下的一道严诏。 『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七〕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和后来北周武帝、唐武帝的灭佛法相类似，佛家称为「三武之厄。』 先是拓跋焘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已下』。 〔八〕通鉴采用了这条史实，胡三省注：'以其彊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 明年改元为太平真君。 又二年而'亲至道坛，受符箓。 备法驾，旗帜尽青“。 〔九〕这当是由于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 释老志说：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 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 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 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 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 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 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 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 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 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闻。 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 命有司案诛一寺。 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 又为屈（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 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 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 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这是记拓跋焘下灭佛法诏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 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不仅是由于道教佛教间的冲突。 同时也由于当时佞佛招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不利。 比如说，僧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虚诞为世费害'。 佛寺暗藏兵器，有阴谋反抗嫌疑。 并有收寄赃贿，败坏风化，以及'妄生妖孽'种种'非法'行为，'至使王法废而不行'。 拓跋焘毁灭佛法，想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 〔一0〕我们懂得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历史意义，纔会了解到这也有了可能影响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拓跋濬死，其孙濬立，是为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即下修复佛法诏〔一一〕说：

　　夫为帝王者，必祇奉明灵，显彰仁道。 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 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 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 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 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 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 沙门道士，善行纯诚。 惠始之伦，无远不至。 风义相感，往往如林。 夫山海之深，恠物多有。 奸淫之徒，得容假托。 讲寺之中，致有凶党。 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 有司失旨，一切禁断。 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 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 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 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 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拓跋焘毁灭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对国家有害的一面。 拓跋濬修复佛教，只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于人民起了安慰作用，对统治有利的一面。 和平初（公元四六0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饰奇伟，冠于一世。』 〔一二〕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同云岗石窟造像的开始了。

　　拓跋濬既于'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秋，敕有司于五绮（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 〔一三〕其子弘，即献文帝，又于天安元年，（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 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 〔一四〕这可以想见当初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规模已经很大了，耗费已经很多了。

　　拓跋弘死，其子宏立，是为高祖孝文帝。 太和元年，（宋顺帝刘准升明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 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一五〕这可以想见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间（公元三九八——四九五）佛教骤兴的盛况。

　　 三北魏迁都洛阳时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賾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迁都之计。 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 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一六〕『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一七〕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 〔一八〕这时向中原迁移的北魏鲜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盘接受汉化的过程，而以中国正统自居了。 从高祖孝文帝迁洛，经过世宗宣武帝元恪、肃宗孝明帝元诩、敬宗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广陵王元恭、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阳王元脩，到孝静帝元善见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萧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师迁邺，是为东魏。 从此东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归灭亡。 总计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谈老庄，尤精释义。』 〔一九〕『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 〔二0〕『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沙门论义。』 〔二一〕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 上既崇之，下弥企尚。 至延昌中（公元五一二——五一五），〔二二〕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 〔二三〕但不知当时京城洛阳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 『景明初（公元五00），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己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 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 至正始二年（公元五0五）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 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 永平中（公元五0八——五一二），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 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00——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二四〕这可以想见最初洛阳龙门三所石窟从景明初到正光四年开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云岗石窟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诩立，是为肃宗孝明帝，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灵太后胡氏的手里。 她因略通佛义，〔二五〕崇奉佛教，侈靡更甚。 『肃宗熙平中（公元五一六——五一七），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寮，表基立刹。 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 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 〔二六〕虽说当时对于出家，对于造寺，也有诏令限制，实际并未奉行。 〔二七〕反而洛阳寺塔大大兴建起来，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总计至五百所。 〔二八〕其中永宁寺的工程最为伟大，耗费之多不可胜计。 〔二九〕这可以想见它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北魏群臣单从儒家观点，或由儒释华夷之辩，而反对佛教的，先是裴延俊有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三0〕这时李瑒有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 李瑒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泣诉于灵太后，罚瑒金一两。 〔三一〕李崇有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 说是'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 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 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 〔三二〕这些迂阔空谈可置而不论。 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从国计民生，从人民利益着想来反对佛教的几个人。 先是阳固因宣武帝广访时政得失，有上谴言表〔三三〕里面说：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

　　这时崔光有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和谏灵太后幸嵩高表。 〔三四〕前表谏人主不可轻动，后表谏不可扰民。 后表里说：

　　往返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 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穟，莫不宝惜。 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遝，竞骛交驰。 纵加禁护，犹有侵耗。 士女老幼，微足伤心。 冢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 供顿候迎，公私扰费。 厨兵幕士，衣履败穿。 昼暄夜凄，罔所覆藉。 监帅驱捶，泣呼相望。 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馔荐臻，方成俭敝。 自近及远，交兴怨嗟。 伏愿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

　　 张普惠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三五〕里说：

　　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 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 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 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 愆礼忤时，人灵未穆。 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 伏愿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 已兴之构，务从简成; 将来之造，权令停息。 仍旧亦可，何必改作？ 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

　　更其重要的，是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书公、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三六〕里说：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 虑括终始，制洽天人。 造物开符，传之万叶。 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 欲令永遵此制，无敢踰矩。 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 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 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 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 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 至正始三年（公元五0六），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 先旨含宽，抑典从请。 前班之诏，仍卷不行。 后来私竭，弥以奔竞。 永平二年（公元五0九），深等复主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 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 其寺僧众，擯出外州。』 尔来十年，私营转盛。 罪撵之事，寂尔无闻。 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 比日私造，动盈百数。 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 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 如此欺罔，非可稍计。 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栽量是总。 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 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 自迁都已来，年踰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高祖立制，非徒欲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 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 今之僧寺，无处不有。 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 梵唱屠音，连檐接响。 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 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 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谔必栖禅之宅？ 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 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 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 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 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

　　全文太长，这里只能节录它一部分。 案魏书张普惠传说：'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张普惠手笔。 任城王澄奏上，史称'奏可'。 但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前日禁令不复行焉。』 释老志总结北魏时佛法的流行，说：'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 正光（公元五二0）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据魏书纪传和释老志所载，简要地叙述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情形。 我们倘要进一步研究，就得细读记载这一时期这一史迹的一部专书洛阳伽蓝记了。

　　 四杨衒之与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作者杨衒之，魏书不曾为他立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 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 书中自述'永安中（公元五二八——五二九）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如是而已。 或说他做过'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 〔三七〕据他在书首序文和书尾结语所说，洛阳兴建佛教寺塔，从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时开始有白马寺。 到晋怀帝永嘉（公元三0七——三一二）年间，纔有佛寺四十二所。 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陡然大量增加起来。 他说：

　　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

　　最盛时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后来到了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五三四）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余寺四百二十一所'。 他说：

　　暨永熙（公元五三二——五三四）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見前），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老），藝黍於雙〈門卦〉。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鍾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

　　他把洛阳一地的状况前后对照，两两相形写来，抚今思昔，怵目惊心！ 前时佛寺是那样的多而且那样豪华壮丽，今日佛寺是这样的少而且这样残破凄凉; 前时洛阳是王侯贵臣庶士豪家骄奢淫佚的一大都会，今日洛阳是农夫耕老游儿牧竖种地息足的一片废墟。 这部书字面上是记洛阳城佛寺的盛衰兴废，文心里实系作者对国家成败得失的感慨。 虽说佞佛并不一定亡国，而北魏亡国未尝全于佞佛无关。 作者本来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托排佛之意，这就是作者特撰这部书的动机和企图罢？

　　广弘明集卷第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太史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二十五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名。 卷末说：

　　楊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祕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啟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當作勒）。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

　　我们读此，知道唐初已有学者认识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基本动机，和他排佛的思想见识。 原来杨衒之这部书的特点就在揭露北魏王公争先恐后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华壮丽的寺塔，乃是'侵渔百姓'，'不恤众庶'，使当时百姓流了不少血汗纔能成功的。 『不读华严经，焉知佛富贵？』 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 他是北魏反对佛教最激烈的一个人。 他以为佛法无灵，徒然浪费。 僧侣假借特权，损人利己。 剥削为活，贪积无厌。 逃役逃税，不爱国家。 出家修道，不孝父母。 尊同帝王，不拜君主。 虽然他的思想同属于北朝儒家体系，却不同于裴延俊、李崇、李瑒之流，反对佛教主要是为儒家卫道着想; 而同于阳固、崔光、张普惠、任城王澄诸人，反对佛教侧重在为国计民生着想，为人民利益着想。 而且他不止在当时上书排佛，为北魏君主效忠，还怕'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以警告后世一切人。 他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不愧称为'高识'！

　　他写这部书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结撰，成为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虽然他还自谦'才非著述'。 他说：

　　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我们根据他这部书可以很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京城洛阳图，还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按照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填出书里所记许多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迹的地点，都很正确。 要不是文字记载有条理，有系统，有很大的正确性，这是可能做到的吗？ 伽蓝那么多，他只记录上大的伽蓝，中小的伽蓝就要因为涉及年代和事实的纔一起记出，可见其记载时对于主次详略都有一定的原则。 再据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称许这部书的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 （原注：注列文中，如子从母。 ）就是说，既能『除烦』，又能『毕载』; 既近'伦叙'，又算'该博'。 可惜现在这部书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却原来面目。 后人想要还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见功了。 〔三八〕陈寅恪先生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三九〕说：

　　衒之習染佛法，其書體裁乃摹擬魏晉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體，劉子玄蓋特指其書第五卷慧生宋雲道榮等西行求法一節以立說舉例。後世章句儒生，雖精世典，而罕讀佛書，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實有此體，故於洛陽伽藍記之製裁義例，懵然未解，固無足異。寅恪昔年嘗作支愍學說考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中，詳考佛書合本子注之體。茲僅引梵夾數事，以比類楊書，證成鄙說，其餘不復備論。

　　杨衒之写这部书是否摹拟当时僧徒合本子注的体例，尚待考证; 但他曾读佛书，根据书的内容和后来僧传的记载〔四0〕可以相信。

　　 五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上）

　　前人对于洛阳伽蓝记的评价实在不多，而且都很简略。 除了刘知几史通提及这部书仅从某类史书体例上着眼以外，其他都是兼从历史和文艺两方面来说的。 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说：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地理类，古迹之属）里说：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捃拾舊聞，追敘故蹟，以成是書。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跡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見魏書毛脩之傳，秦人事即用此書趙逸一條。知幾引據最不苟，知其說非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為即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詩，為是書之瑕纇耳。

　　 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

　　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

　　现在我们就从这部书的内容来试论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卷二，明悬尼寺条，说：

　　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杨衒之难道不知造桥年代原是小事，他也以为不应该穿凿误载，诒误后学，可以见他要求记载正确的严肃态度。 同卷建阳里东有绥民里条，说：

　　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殺），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

　　他借赵逸的话骂尽永嘉以来二百多年史官，史书'皆非实录'; 当今文人所写墓碑墓志，'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要是他也在被骂之列，'惭逸此言'，我想他不会备记赵逸的故事和言论。 要不是当时确有赵逸其人，他不会'凿空'; 刘知几论史那样严刻，也会引据他说的赵逸一事，四库提要说的不错。 史书要做到『实录』，谈何容易！ 班固汉书评司马迁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早就为历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模范。 我们对于历史家，首先就要求他记载正确，态度谨严。 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伽蓝记记载正确的话，正是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其次，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记北魏京师洛阳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作者却不孤立地专记这一兴废。 好比一发牵动全身，全身系于一发。 这一兴废当然和洛阳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兴亡有关。 而洛阳的盛衰，北魏的兴亡，又恰巧单从当时佛教寺塔的兴废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盘地反映出来。 总之，这部书主要地反映了这四十年间洛阳佛教寺塔的情况，同时也反映到了当时洛阳这个都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况，由繁荣到衰败的情况; 又同时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政治上军事上的许多大事，如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立，乃至与南朝关系，四夷关系，都有涉及，尤其是颇为翔实地记载了当时中印间的交通; 反映到了一个王朝盛极而衰，祸乱迭起，迄无宁日，至于灭亡。 总之，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 这是它的最大价值。 其中不少史料可补魏书的缺失，通鉴就曾采用了一些。 还有应该特别指出的，即是关于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这在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都已失传，就靠这部书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一个大概。 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过秘书监一类的官，熟习政府档案，留心当代艺文，又曾有深入社会的生活实践，了解现实，而又重视民间口碑，重视历史遗迹，我想他对于史料的搜集未必这样丰富，对于史料的组织未必这样完密。 就提供史料来说，他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关于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也是他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六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下）

　　再，单就这部书的文学价值来说，我们已说过这部书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学，可算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现在不妨把它作为游记小说来读，作为特写或报告文学来读。 作者在北魏末年重游乱后残破的洛阳，首先引起他回忆和注意的是先前壮丽繁多的佛教寺塔。 他历游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方都到，采摭见闻，写成五卷。 写时既以佛教寺塔为中心，重点突出，又多用注释和追溯的手法，故使人不觉他是写游记。 当他寻访佛教寺塔，十不存一，凭吊遗迹，枨触万端。 佛法无灵，自身不保，其他帝王宫殿，公侯第宅，以及繁华大市，大都成为废墟，更不必说了。 作者胸中有无限的感慨，笔下有极大的魄力！

　　固然这一部书可以作为整个的一篇游记小说来读，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一大篇小说之中还含有无数杂事短书的小说。 因为每记一寺都有它的历史或故事，有的寺还有和它相关的神话或异闻，这一部分大都可以一则一则独立的来看，作为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小说来读，它是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而来的产物。 宋代修纂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迻录了不少则，这且不必引来作例。 最重要的是在它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到唐宋传奇小说的中间一段时期，它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 即是说，由这一类小说的初级发展到高级，它完成了经过中级发展的一段任务。 我们如果不读伽蓝记，很难了解中国小说史何以会由魏晋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的小说忽然跃进到唐宋传奇一类的小说？ 好像动物或生物由幼稚忽到经过成长期是很难理解的一样。 现在这里就从伽蓝记摘录几则这样的小说作例，来证明我的说法。 本书卷二崇真寺条，有惠凝还活（题系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一则：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有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一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这是关于佛教神话的一则小说，它的主题思想反映了北朝佛教重禅诵苦行，不像南朝佛教好讲经说理。 北朝虽许作经像佛寺，却不许沿路乞索，得人财物。 本书卷三大统寺条，有洛水之神一则：

　　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

　　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

　　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

　　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乃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这也是一则属于神话性质的小说。 这个洛水之神原是嗜饮人血的鬼物。 又怪他菩提寺条魏崔涵一则：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磚，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

　　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

　　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

　　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

　　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洛陽太（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以上三例都是属于搜神志怪一类性质的小说。 作者写来，有凭有据，好像实有其事。 近人周氏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得好：'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 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 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以下再举两例。 本书卷三，报德寺条有王肃一则：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琅琊人也。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

　　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

　　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

　　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絕（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

　　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效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

　　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叉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叉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叉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当时中国南北分立，南人称北人为胡为索虏，北人称南人为夷为岛夷。 从上引一则故事里就已反映了当时人的这种畛域偏见，种族偏见。 只有醉心汉化的孝文帝以为这是由于习惯使然，他特设了一个习字的谜，作为酒令，使群臣自猜，暗示他们不要再反对汉化，也不把汉化的责任推在王肃头上。 同样，本书卷二景宁寺条，记陈庆之与杨元慎争论南朝北朝谁是正统，是一场激烈有趣的论争，并且显示北魏自迁都洛阳之后，鲜卑民族和汉族的迅速融化。 这也应当作小说读。 文章太长，就不引用了。 再本书卷四法云寺条，有王子坊一则：

　　自退酤（里）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為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王子坊。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

　　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王雍）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扇歌，壟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次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婦吹箎！』

　　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

　　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卯（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牕戶之上，列錢金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奈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缽、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綉纈、紬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歎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聞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

　　于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

　　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祗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礁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这部书凡写北魏王朝王公贵族尽管是实录，作者不加褒贬，却往往好像有意暴露他们的丑恶，而又斐然成章，引人入胜，具有小说风格。 即如这里写诸王贪暴荒淫的生活，只借王子坊一个最典型的环境，勾勒出一两个最典型的形象，又斩截，又概括，都是很高的手法。 这在唐宋传奇写帝后遗事之前，是值得注意的。 书中写人间实事，如写隐士赵逸（卷二），写吹笳手田僧超（卷四），此例甚多。 这当是沿着世说新语记社会风尚和人间言动那条道路前进而来的。 上引毛晋的本书跋语，已经把世说新语里的人物卫玠王衍之流来比拟作者的人格及其文章的风格了。

　　总之，我们读这部书好像读小说，比读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一类杂事短书，粗陈梗概的小说; 比读世说新语一类辑录历史人物轶事的小说，都觉更加快意。 我想这是由于书有体系，有史有文; 不仅谈神说怪，猎奇拾遗，而且叙述宛转有致，文辞秾丽秀逸，富于小说趣味的缘故。 到了唐人传奇，大都自觉地创作小说，'作意好奇'，'尽幻设语'，叙述就更加曲折，文辞就更加恣肆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从魏晋，经过南北朝，直到唐宋，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 最后，我们以为必须指出洛阳伽蓝记一书单在中国小说史上就应该有它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至于这部书里记录了许多神话，异闻，以及谣谚，大都是当时当地随事随人而伴有现实意义的民间口头创作，它还涉及了流行民间的百戏和音乐。 作者杨衒之是一个深入社会生活，留心民间文艺，汲取创作源泉的文学家，这很值得我们学习，也还应该引起民间文艺研究者的注意了。

　　关于校注体例和编次的方法，具详在例言之内，这里不再谈了，附此说明。

　　附注

　　〔一〕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車頻秦書。高僧傳五釋道安傳。

　　〔二〕魏書序紀一。

　　〔三〕同書紀二。

　　〔四〕廣弘明集二十八。

　　〔五〕〔六〕魏書釋老志。全後魏文一。

　　〔七〕〔八〕〔九〕魏書紀四。

　　〔一０〕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四九六頁。

　　〔一一〕釋老志。全後魏文二。

　　〔一二〕〔一三〕〔一四〕〔一五〕釋老志。

　　〔一六〕〔一七〕〔一八〕〔一九〕魏書紀七。

　　〔二０〕魏書韋閬附韋纘傳。

　　〔二一〕洛陽伽藍記序錄。

　　〔二二〕參看本書附錄年表，以後年號同此。

　　〔二三〕〔二四〕魏書釋老志。

　　〔二五〕魏書皇后列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傳說：『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

　　〔二六〕釋老志。

　　〔二七〕〔二八〕釋老志，下引任城王澄奏。

　　〔二九〕詳見本書卷一永寧寺條及注。

　　〔三０〕魏書六十九，裴延俊傳。全後魏文三十八。自此以下，可參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五一二至五二二。

　　〔三一〕全後魏文三十三。魏書五十三，李孝伯附傳。又北史三十三。

　　〔三二〕全後魏文三十五。魏書六十六，李崇傳。

　　〔三三〕全後魏文四十四。魏書七十二，陽尼附傳。

　　〔三四〕全後魏文二十四。魏書六十七，崔光傳。

　　〔三五〕全後魏文四十七。魏書七十八，張普惠傳。

　　〔三六〕全後魏文十七。魏書任城王澄傳。釋老志。

　　〔三七〕參看本書附編楊衒之傳略。

　　〔三八〕參看本書附編歷代著錄及序跋題識內史通補注篇、四庫總目提要、顧廣圻跋、朱紫貴序、吳若準序、唐晏敘例、張宗祥跋、陳寅恪書後各條。

　　〔三九〕同上附編內。

　　〔四０〕道宣續僧傳菩提流支傳內附載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事。又景德傳燈錄記達摩與衒之談論的話，雖不大可靠（辨見附編傳略），但傅會傳說也有它的根據和來源，從這裏可見佛教徒早就認為衒之對佛法是有研究的。

　　例言

　　一、本书分校与注两部分：校文附于正文下; 注文别附于正文每章后面，用数目符号标明之。

　　二、本书传世刻本，我所见到的有下列各种：（一）如隐堂本诵芬室与四部丛刊三编即据之影印（二）吴琯古今逸史本（三）绿君亭本津逮秘书本即用此版并印， 故与之实为一本（四）汉魏丛书本王谟刻本（五）徐毓卿本不题刻书年月观其字体及款式大概在清朝初期（六）璜川吴氏真意堂活字本（七）照旷阁学津讨源本（八）吴若准集 证本（九）洛阳西华禅院重刊集证本（一0）李葆恂重刊集证本(一一)唐晏钩沈本（一二）日本大正藏经本（一三）四部备要重印集证本（一四）张宗祥合校本一九三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这些本子，各有长短。 据内容分析，汉魏丛书本、徐毓卿本源出于吴琯本，学津讨源本源出于绿君亭本，西华禅院本、李葆恂本、四部备要本源出于吴若准本。 吴若准本虽出于如隐堂本，实际他据的是钞本，因此与如隐堂刊本有些不同。 真意堂本则出于曹炎志校旧钞本。 归纳起来，可以合为五类：一为一类，二、四、五为一类，三、七为一类，六为一类，八、九、十、十三为一类。 历来公认如隐堂本为最古最善，所以决定用它作为底本，而以吴琯本、汉魏丛书本（汉魏本实出于吴琯本，因为各校本多引以为据，就不嫌重复，列在吴琯本后）、绿君亭本、真意堂本、吴若准集证本作为主要校本。 其他本子如有重要异文，亦为标出。

　　至于唐晏钩沈本、大正藏经本、张宗祥合校本皆不专主一本，从各本中择长而定。 唐本有时以意定之，张本、大正藏则注异文于下，并非别有佳本可据。 因之这里仅引异文异说，其他从略。

　　三、校文除依据各本互勘外，其他类书或古籍中引用及与本书有关系的，亦搜辑异文，以资校助。 本书因向未见宋、元旧刻，引他书异文校勘断到元代为止。

　　四、正文虽有讹夺，仍旧不稍改动。 其须补、须删、须正之字，除于校文内说明外，还用下列各种符号分别标明之，以便省览。

　　（一）校字无论校误或校异，均于所校文旁志以黑点（.）;若原文有误，灼然无疑的，则径将正字栏于误字之下，加以括号（）识之。

　　（二）原文疑衍而须删的，则于须删部分的起讫处加用双线三角括号（《》）。

　　（三）原本空格，据他本或他书校补的，则于所校补的文旁志以黑三角记号（▲）。

　　（四）原文虽不空格，但有缺文，据他本或他书校增的，则于所校增的起讫处加用单线三角括号（〔〕）。

　　五、本书行款分章，主要依照如隐堂本原式，但为顾到文意首尾清楚、便于阅读起见，随文略分段落（决无将文字前后移动）。 读者如要知道原式如何，祇要将文字径接上文，即可恢复。

　　六、依据刘知几史通所说，杨衒之著本书时曾自为子注。 不知何时子注与本文混在一起，遂难从区别。 清代顾广圻要仿全祖望整理水经注例分出子注，没有做成。 吴若准与唐晏根据此说，先后试行分析，都有缺点，有人论之已详。 张宗祥列举本书子注不易分的理由，其说颇允。 （上举各说，均详见于本书附编，此从略。 ）今天没有找到更古的本子或文与注不同定例的确论时，还是以依照原样不强行分别为宜。 所以本书不敢袭取吴、唐二家的成规。

　　七、本书注本向来极少，现见的仅有周延年先生洛阳伽蓝记注一种。 屠敬山（寄）先生曾有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旅游的途中被盗劫去。 （据敬山先生诗稿鸳鸯遇盗诗自注，稿为其令孙伯范先生所示。 ）恐已不在人间。 周注简略，取资不多。 兹将本注要点，略述如次：

　　（一）本注除解释文字外，尤注重于北魏政治、宗教、社会史事的补充及考订。 （二）解释已详于校文者，注从略。 （三）通常习用语，随文自明者，注从略。 （四）引用旧说旧注及近人著作者，必标明所出，不敢掠美。

　　八、本书第五卷闻义里条下惠生、宋云西域求法一文，旧有丁谦、张星烺及法国人沙畹（冯承钧译）等注笺。 这里注文就采用集注体例，与他注稍有不同。 例别详本注中，此略。

　　九、援引他书，所用标点符号，为求全书统一起见，均依照本书例标点之，故间有与原书不相同的。

　　十、凡与本书有关的著录及题识等，辑录为附编，列于书后。 别辑佚文考与杨衒之传亦列在附编内。

　　十一、考证史事，首重时地。 按图稽年，有助披览，因别制洛阳城图与年表列于附编，体例别详本文。

　　十二、魏书原有阙佚，今本多经后人以北史等书补足。 本书校注所援，如为北史的补篇，理应直接引证，但为了前后统一，免致瞀乱起见，仍概用『魏书』篇名，不为别出。

　　 洛阳伽蓝记序

　　漢魏叢書本題作『伽藍記序例』。唐晏鉤沈本作『原序』。

　　 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魏上有后字。 吴若准集证本撰作譔，同。 三坟五典〔一〕之说，九流〔二〕百代（氏）各本皆作代。 历代三宝记九、大唐内典录四、续高僧传一引作氏。 按上句'三坟五典'为一义，此句当亦相似。 百代与九流义不相侔，必误。 盖北朝及唐人书氏字常作氏，形与代极似，遂以致误。 本书卷一景林寺下'学极六经，说通百氏'，与此句法相同。 可证。 百氏犹百家。 梅鼎祚释文纪以为三宝记字误，傎矣。 今据以正。 之言，并理在人区，吴集证本人作寰。 按人区句系据后汉书西域传，见注，集证本疑非。 而义兼三宝记兼作无。 内典录、续僧传作非。 天外〔三〕。 吴集证本外作下，非。 至于一乘〔四〕二谛〔五〕之原，三明〔六〕六通〔七〕三宝记、内典录、续僧传皆作『六通三达』。 三达与三明义相同。 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 自顶（项）日各本皆作顶。 内典录、续僧传作项。 按本书四白马寺下记此事作'项背日月光'，详见注。 杨氏一人所言，不应彼此歧异。 水经谷水注亦作'项佩白光'，则此句当以作项为是，今正。 三宝记作顷，亦项字之讹。 感梦，满月流光〔八〕，阳门饰豪。 吴琯本、汉魏本作毫，三宝记、内典录、续僧传同。 按豪毫古通。 眉之像，夜台图绀发之形〔九〕。 尔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尔作邇，同。 来奔竞，其风遂广〔一0〕。 至晋永嘉〔一一〕唯有寺四十二所〔一二〕。 逮皇魏受图〔一三〕，光宅嵩洛〔一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 王侯贵臣，弃象马〔一五〕如脱屣，汉魏本屣作履。 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 于是昭提〔一六〕各本昭作招。 按昭与招音同，说见注。 栉比。 内典录比作批，非。 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一七〕，竞摸吴琯本、汉魏本、吴集证本作模。 三宝记作摹。 山中之影〔一八〕。 金刹〔一九〕与灵台〔二0〕三宝记作云台。 按云台谓陵云台，见本书一瑶光寺下，亦通。 比高，广殿共阿房〔二一〕等壮。 岂直木衣绣绣，土被朱紫〔二二〕而已哉！ 暨永熙〔二三〕多难，皇舆迁邺〔二四〕，诸寺僧尼，亦与时徙〔二五〕。 至武定〔二六〕五年，岁在丁卯，各本皆同。 三宝记作武定元年中，无岁在丁卯四字。 按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历代三宝记篇云：'杨衒之自序见三宝记九，与今本异同数十字，皆比今本为长。 其最关史实者，为今本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句。 三宝记作武定元年中，无岁在丁卯四字，诸家皆未校出。 据藏本，则此四字当为后人所加。』 陈先生虽未明言五年与元年为孰是，揆其意似以三宝记为然。 攷杨氏写此记，即因行役洛阳而感作。 写成时期当距此极近。 今按本书三报德寺下记武定四年，高欢迁石经于邺，本书四永明寺下记武定五年，孟仲晖为洛州开府长史。 若依三宝记作元年，则作记之时，相距似觉过远。 且武定元年，高欢与宇文泰战于邙山，洛州复入于东魏。 以事理论之，此际兵马仓卒，恐亦非衒之重游洛阳之时。 故仍以从今本作五年为是。 余因行役，重览洛阳。 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燼，庙塔丘墟〔二七〕，真意堂本、照旷阁本丘作邱，汉魏本作坵，同。 墙被蒿艾，巷罗荆棘。 自城郭崩毁句下至此，三宝记作'墙宇倾毁，荆棘成林'。 与今本不同。 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 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二八〕; 农夫耕稼（老），各本皆作稼。 三宝记作老。 按农夫耕老正与上句'游儿牧竖'为对文。 若作耕稼，与下句艺黍义嫌重复，故作老为是。 艺黍于双〈门卦〉（阙）〔二九〕。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作阙。 按字书无《门卦》字。 盖阙字或书作《门报，幸改丰》，因以致误。 当据正。 麦秀之感，非独殷墟〔三0〕，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三一〕。 京城表里三宝记作内外。 凡有一千余寺〔三二〕，今日寮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作寥。 三宝记亦作寥。 按寮与寥同，广雅释诂：『寮，空也。』 廓，钟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皆作钟。 按钟与钟古字通。 声罕闻。 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然寺数最三宝记作众。 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吴集证本上作止。 三宝记亦作止。 大伽蓝〔三三〕。 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三宝记作'详异世，谛俗事'。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详下有异字。 因而出之。 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 余才非着三宝记著作注。 述，多有遗漏。 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大和十七年，《后魏》按后魏之号，乃后人称拓跋氏魏以别于三国之魏。 衒之魏臣，断无自称后魏之理。 此殆后人旁注误入正文。 二字当衍。 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三四〕。 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旧下有门字。

　　东面有三门。 北头第一门吴琯本、汉魏本无门字。 曰'建春门'〔三五〕，汉曰'上东门'。 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三六〕是也。 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东阳门'，汉曰'东中（中东）门'〔三七〕，吴集证云：'水经注曰：东阳门，故中东门也。 此二字倒。 御览作中东门是也。』 按元河南志亦作中东门，当是。 详见注，今正。 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阳门'，吴集证云：'按水经注：阳渠水于城东隅枝分，北迳清阳门，故清明门也。 则凡青阳、青明之青字，皆当作清字。 各本俱脱书水旁。 惟何氏本（按即汉魏丛书本）于城内修梵寺作清阳门，不误。' 按水经谷水注朱谋玮本作清阳门，吴氏当即据之。 但赵一清与戴震校本皆改作青阳门。 攷青阳门在东面，自取尔雅释天『春为青阳』之义，则作青者实不误。 吴说殆非。 又清明门，如隐堂本、绿君亭本、真意堂本皆作清，与谷水经注同，吴说亦误。 汉曰'望京门'〔三八〕，元河南志作望门，见注。 魏、晋曰'清吴集证本清作青。 明门'，高祖改为'青汉魏本、张合校本作清。 阳门“。

　　南面有三（四）吴琯本、汉魏本作四。 张合校本亦作四。 按四字为是，说详下文。 门。 东头第一〔门〕吴集证本一下有门字。 按以东西两面门文例之，此当有门字。 今据补。 曰'开阳门'。 初，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 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 后瑯琊郡开阳县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 遂吴琯本、汉魏本遂作因。 以'开阳'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阳下有县字。 按以文义言之，不当有县字。 为名〔三九〕。 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四0〕，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阳门』〔四一〕，汉曰『津门』，绿君亭本注云：『一本多一阳字。』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津下有阳字。 按此文多有脱误，说详下。 魏、晋曰『津缘君亭本注云：『一作宣。』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作宣。 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唐晏钩沈云：'水经注：谷水又南东屈，径津阳门南。 又东迳宣阳门南。 又东迳平昌门南。 又东迳开阳门南。 是魏时洛阳南面有四门。 而考之晋书地理志，亦云有四门。 但西头作建阳门，疑为津字之误。 然为四门则无异词。 此云三门，当存疑。』 张合校云：'案水经谷水注谷水云云（按与唐氏引相同，今略）。 是魏时南面四门，了无疑义。 又案晋书地理志亦云南有四门。 又案太平寰宇记南面凡三门。 开阳门在巳上。 次西，汉有小苑门，在午上，晋改曰宣阳门。 引述征记曰：谬门即宣阳门也。 引华延隽洛阳记曰：即汉之宫门。 次西，汉曰津门，在未上。 是宣阳门汉名小苑门，不名津阳。 而津门汉又另是一门，非即宣阳门也。 依此文则南面三门，平昌居中，东为开阳，西为宣阳。 然宣阳实在午上，为中门。 则洛阳南面巳上一门，巳午之间一门，午上一间。 未上无门，亦不可通。 是知此条中有阙文。 宣阳、津阳本系两门，一在午上，一在未上，因中有夺误，遂连为一。 各本见下文三门，因而据改首句四字为三字。 汉魏仍为四字，虽非善本，亦可贵矣。』 按元魏迁都洛阳，除西北隅新辟承明一门外，余门悉仍其旧。 汉、晋洛阳城为十二门，后魏时则为十三门。 元河南志：『后魏京城，门十二。』 其下列举各门仍为十三，是二字当为三字之误。 又河南志及汉晋四朝洛阳宫城图（缪荃孙附印在元河南志首），南面有四门。 东首开阳门，汉同。 次西平昌门，汉为平城门。 次西宣阳门，汉同。 次西津阳门，汉同。 志、图所记后魏城阙，都本伽蓝记。 据此观之，则当时所见本，南面自有四门，而宣阳、津阳别为二门，与谷水注相同，可以无疑。 又按本文'魏、晋曰津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即谓仍津阳旧名。 显与上文宣阳门不相涉，下有脱文，其误犹可揣知。 汉魏本改津阳为宣阳，遂使原迹泯没，益滋迷惑。 吴氏集证反谓作宣为是，不知宣阳、津阳同见于本书卷三城南各条下，津阳字固不误，吴氏亦失之毫睫。 细审此文，『次西曰宣阳门』句下，当脱『汉曰宣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津阳门』，二十一字。

　　西面有四门。 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汉曰'广阳门'。 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四二〕。 张合校云：'太平寰宇记作晋改曰西明门。' 次北曰'西阳门'，汉曰'雍门'。 魏晋曰'西明门'〔四三〕，高祖改为'西阳门'。 次北曰'阊阖门'，汉曰'上西门'，〔上〕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有上字。 按元河南志亦有上字，见注，此当有。 有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四四〕。 魏、晋曰'阊阖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门'。 承明者，高祖所立，当吴琯本、汉魏本无当字。 金墉城〔四五〕前东西大道。 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 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吴集证本无寺字。 沙门论议〔四六〕，吴琯本、汉魏本作义。 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 时王公卿士常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作当。 迎驾于新门。 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四七〕曰：'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四八〕。 此门宜以承明为称。』 遂名之。

　　北面吴琯本、汉魏本无面字。 有二门。 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四九〕。 尝吴琯本、汉魏本作帝。 真意堂本尝上有帝字。 造三层楼，去地二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无二字。 十丈。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此下又有'高祖世宗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十三字。 吴集证云：'李善文选注引陆机洛阳记曰：大夏门，魏明帝所造，有三层，高百尺。 又水经注：谷水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 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 据此，则尝字当从何本作帝，其上脱去魏明二字。 二字当从何本衍。』 唐钩沈本即据此作'魏明帝造三层楼，去地十丈。 高祖、世宗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 按元河南志三大夏门下云：'宣武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 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唯大夏门甍栋峻丽。』 此文即本伽蓝记。 则杨氏所称大夏门楼，为后魏宣武帝新造，非指魏明帝所造言也。 吴氏说不可从。 尝字上疑脱世宗（即宣武帝之庙号）二字。 吴琯、汉魏等本文嫌重复，疑原是别本异文之注，误并入正文。 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门甍栋干云。 东头曰'广莫门'，汉曰'谷门'，魏、晋曰'广莫门'〔五0〕，高祖因而不改。 〔自〕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有自字，义长，今据补。 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一张合校云：『照旷无一字。』 按照旷阁本此句亦别起行，门字在第二字，第一字空格，津逮秘书本与之同，但绿君亭初印本（津逮即用绿君亭板）一字尚有，则当因版坏所致，非原本缺也。 门有三道，所谓九轨〔五一〕。 绿君亭本注云：'一作九逵。』 吴琯本、汉魏本、真意堂本作九逵。

　　年代

　　 寺数

　　 僧尼数

　　附注

　　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

　　 （平城京内）约百所（四方）六四七八

　　 （京内）二千余人

　　（四方）七七二五八人

　　 太和十年遣一三二七僧尼还俗.

　　宣武帝延昌中（五一二至五一五）

　　（天下）一三七二七

　　 （徒侣益众）

　　 此时已迁都洛阳.

　　 孝明帝神龟元年（五一八）

　　 （洛阳城内）五百

　　魏末（五三四）

　　 （洛阳）一三六七（伽蓝记）

　　 （天下）三万有余

　　 （天下）二百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415部，合199卷

　　〔三三〕亦名僧伽蓝。 翻译名义集七：'僧伽蓝译为众园。 僧史略云：为众人园圃。 园圃生植之所。 佛弟子则生殖道芽圣果也。』 僧众所住园为伽蓝，故以称僧寺。

　　〔三四〕按魏书七高祖纪：太和十七年（四九三）九月『庚午，幸洛阳，巡故宫基址。 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 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 丁丑'仍定迁都之计。 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十九年（四九五）『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是营宫室在17年，迁都在19年。 此文盖言定迁都之计，非谓17年迁洛京也。 穆亮字幼辅，代人，魏书二十七有传。

　　〔三五〕水经谷水注：'谷水又东屈南迳建春门石桥下，即上东门也。 ...... 一曰上升门。 晋曰建阳（案阳字当作春，晋书地理志及伽蓝记皆作春）门。』 文选五十七宋孝武宣贵妃诎注引河南郡境界簿：『洛阳县东城第一建春门。』

　　〔三六〕阮诗见文选二十三咏怀。 李善注引河南郡图经：'东有三门。 最北头曰上东门。』 又古诗十九首亦有'驱车上东门'语。

　　〔三七〕元河南志二后汉城阙宫殿古迹：'东面三门。 ...... 中曰中东门。』

　　〔三八〕水经谷水注：'谷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径青阳门东，故清明门也。 亦曰税门，亦曰芒门。』 元河南志二后汉城阙宫殿古迹：'东面三门。 南曰旄门，一作宣平门，又曰望门。』 与此略有不同。

　　〔三九〕应劭汉官仪：'开阳门始成，未有名。 夜有一柱来止楼上。 琅邪开阳县上言：县南城门一柱飞去。 光武皇帝使来识视之，良是。 遂坚缚之，因刻记其年月以名门焉。』 （此条各书援引颇多，文互有详略，今依据平津馆辑校本）本文即据之。

　　〔四0〕水经谷水注：『谷水又东迳平昌门南，故平门也。』 元河南志二后汉城阙宫殿古迹：'南面四门。 正南曰平门，一作平城门。 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开。』

　　〔四一〕水经谷水注：'谷水又东迳宣阳门南，故苑门也，皇都迁洛，移置于此。 对阊阖门，南直洛水浮桁。 ...... 门左即洛阳池处也。 池东旧平城门所在矣。 今塞。』

　　〔四二〕水经谷水注：『谷水又南迳西明门，故广阳门也。』

　　〔四三〕前书：『谷水自阊阖门...... 南出迳西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 亦曰雍门矣。 旧门在南，太和中以故门邪出，故徙是门。 东对东阳门。』

　　〔四四〕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璇玑玉衡解各有不同，此指观测天象之仪器。 七政是日月五星。 元河南志二：'北曰上西门。 应劭汉官仪曰：上西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厄于戌，故以丹饰之。 门上有铜璇玑玉衡。』 朱文鑫天文考古录（页一一八）云：'尧立浑仪，舜察璇璇，仪象之设，其来远矣。 汉武帝时，洛下闳营浑仪。 章帝时，贾逵造铜仪。 顺帝时，张衡制浑象，以漏水转之。 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方中，某星已没，皆如合符。 ...... 宋以铜制，梁以木制，魏以铁制。 南北两朝之器，胜于魏晋。』

　　〔四五〕金墉城见本书一瑶光寺条下。 水经谷水注：'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 魏书七高祖纪：大和十九年八月'金墉宫成。 甲子，引群臣历宴殿堂。』

　　〔四六〕按魏书一百十四释老志云：『高祖时沙门道顺、慧觉、僧意、慧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又四十五韦缵传云：『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 又同卷裴宣传云：『高祖曾集沙门讲佛，因命宣论难，甚有理诣，高祖称善。』 广弘明集二十四有魏孝文帝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 是拓跋宏善谈佛义，对于僧徒极优礼，与此可以互证。

　　〔四七〕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 魏书六十二有传。

　　〔四八〕曹诗见文选二十四赠白马王彪。 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 吾常怪谒帝承明庐，问张公。 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 按陆机所说承明门，乃是曹魏时宫门，与孝文帝新立之门不同。

　　〔四九〕太平寰宇记三西京洛阳县：'北面有二门。 其西，汉曰夏门。 晋改为大夏门，正在亥上。 魏略曰：董卓烧南北二宫。 魏武帝更为夏门内立北宫。 至明帝，又造三层楼，高十丈。』

　　〔五0〕水经谷水注：'谷水又东迳广莫门北，汉之谷门也。 北对芒阜，连领脩亘。』

　　〔五一〕太平御览195引陆机洛阳记：'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 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 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从左右，左入右出。 夹道种榆槐树。 此三道四通五达也。』 （张氏合校据寰宇记引洛阳记，文较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