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 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益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赍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西天竺人）等。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绕旋，祈请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惟净未几为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称号；于梵语颇有发明，所译之书亦不少。太平兴国寺，本名龙兴寺，周世破佛，废为官仓；太祖复之，太宗改今名。
真宗时，外国僧来华者，则有法护（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称；仁宗时，则有智吉祥；其他则有契丹（辽）国师慈贤，或系摩揭陀人，但不能详耳。徽宗时之金总持，亦有二三译本。以上所举西域印度之人，于传无征者居多。真宗以后，来者尤众，因无关紧要，故略之。
以《藏》中所存之经考之：法天所译，凡一百余部；以法天名译者，凡四十余部、七十余卷。以法贤（法贤学于中天竺摩揭陀那烂陀寺。）名译者，凡七十余部、一百余卷。天息灾（北天竺惹烂啰人，惹烂啰，即迦湿弥罗。）所译，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护所译，凡百十余部、二百三十余卷。所译大小显密化制殆遍，龙树之书尤多。法护（谥普明慈觉传梵大师）所译，凡十二部、一百余卷。我国人惟净等翻译亦不少，惟净所译五部、四十余卷。
太宗时，吴赵王臣服于宋，赞宁随王入朝，赐号通慧大师。著有《高僧传三集》（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诸书。赞宁在吴越王下，为两浙僧统；入京之后，为左街讲经首座；后又奉命为右街僧录。
兹就宋世道教言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修治删正，写成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赐各宫观。真宗之世，选道士十人更详定之，增六百二十卷，共三千九百五十七卷，赐名《宝文统录》；冠以御制之序；此之谓《道藏》。宋世虽佛道二教并行，但遇有两教相毁訾之书，辄严禁出版；其制止两教之争，颇具苦心。
宋初以来，佛教之盛，既如上述。其间以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为重要之事件。至于元照之《四分律》再兴，所受天台影响颇大也。
宋徽宗时，稍稍排佛。徽宗，北宋末之昏君也，极信道教，敬礼道士徐知常（赐号冲虚先生）。此外，则徐守信、刘混康二人，亦有势力；后林灵素大博信用。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奏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华帝君，皆玉帝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余官；帝即长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称道君。造玉清昭阳宫（后改玉清神霄宫）；置老子像，自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宫，改院为观，使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行千道会，每会殆费金数万缗。政和六年，诏于道箓院烧弃佛经。宣和元年，改呼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皆使从道教之风；道士与德士，以徽章区别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则无。命德士离寺，使道士入居之；盖徽宗固企图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也。当是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流于道州。翌年（宣和二年），复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称号，使复为僧。宣和七年，召还永道，赏其护法念笃，赐名法道，终赐号圆通法济大师。是徽宗排佛之举，为时极短，溯自宣和元年正月改佛菩萨号，翌年九月复旧，中间不过年余耳。
自宋兴以迄于亡，除徽宗稍稍排佛外，累代俱保护佛教。宋时，辽起于蒙古；辽衰，金起于满洲；此二国皆自北方，侵入我国本部。西则李元昊（西藏种之一，党项人）据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国，窥宋西陲。而宋之内部，前则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法之争；后则有秦桧、岳飞等和战之讧；谋国之论，殊不一致。徽钦而后，国步益艰，终至迁都临安。当是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蒙古人。势颇强盛；自太宗（窝阔台）以至宪宗（蒙哥），领土日扩，东达朝鲜，西及小亚细亚一部；一军服俄罗斯地，一军进匈牙利，一军侵入德意志之西列西亚；夺我国本部扬子江以北之地，威力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汗，全灭赵宋，一统华夏，国号曰元。
元世祖未即位前（即其兄宪宗时代），受命击西藏，即尊信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后，甚保护之；元代可谓为喇嘛教时代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谓道教书皆后世伪造，除老子《道德经》而外，所有《道藏》皆命烧弃；举凡毁谤佛教、偷窃佛语、贪财利、诳惑百姓之类，悉禁止；并刻石立碑，载其始末。此举实发端于宪宗之时，兹据《佛祖通载》述其次第于下：
乙卯间宪宗之五年，宋尚存；当宋理宗宝祐三年，迄至元十八年，殆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福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焚毁《道藏经》之碑文，载有罽宾大师兰麻、僧统福裕之名。先朝蒙哥皇帝（宪宗）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此时论议，帝师发思巴与道士难诘；焚伪经四十五部，亦见于碑文。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宪宗七年），少林裕长老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窜匿，未悛邪说；谄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即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云云。
由是观之，此种争执之大体可知矣。又焚弃道教伪经，宪宗之世，既已行之；其后尚实行数次。考其起因，实由于道教之徒，占领寺院，数侵佛教之范围，如孤山寺者，有名之伽蓝也，其时已化为道观矣。当时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大教、太乙教三派之别：正一教起自张道陵；其余二派，则始于金之道士，即真大教为刘德仁所唱；太乙教为萧抱真所唱；此等道教，至是皆受极大之打击。《辩伪录》（五卷）载《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乃至元二十一年祥迈奉世祖敕所撰，专为破斥道教而设也。盖排佛之举，虽复见于明世宗之世，然在我国历史上观之，此次可称道佛二教争执之最后时期矣。
（《佛祖通载》列此焚毁之《道藏经》书目，凡三十九部。又《辩伪录》载僧侣与道士论议者十七人，道士之归佛者十七人，所谓十七僧者：即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药师院从伦、法宝寺圆胤、资圣寺至温、大名府明津、蓟州甘泉山本琏、上方寺道云、滦州开觉寺祥迈、北京传教寺了询、大名府法华寺庆规、龙门县行育、大都延寿寺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是也。）
元自世祖崩后，历七十余年而亡。盖世祖时代，蒙古极臻隆盛，殆世祖崩，元遂式微。其间喇嘛教，颇蒙保护；因保护之甚，酿成弊害，至于佛教史上，则别无显著之事迹。惟刘秉忠之历史，有足述焉，盖秉忠固助世祖立大功之人也。初蒙古都哈喇和林，世祖之时，移都燕京，建国号曰元；种种制度，多为秉忠所定。秉忠，本禅僧也。先是海云禅师应世祖之召，途次云中，闻秉忠博学多才，偕谒世祖，大合帝意；海云南还，秉忠奉命留侍左右，决大事者三十余年。官光禄大夫太保。死赠仪同三司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尚斋居蔬食，终日淡然，无异平昔。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少失两亲，入皇觉寺为僧。元末，各地豪杰并起，元璋亦起于濠州，随郭子兴，得其信任，终领其众而大兴。故即位后，颇保护佛教。不独佛教为然，即道儒二教，亦加保护。当时鉴于元末佛教流弊，以为不严重约束佛子之行为，则不得望佛教之兴隆，于是凡欲为僧者，必考试经典，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禁僧侣混杂俗人中生活，有带妻者，加以严惩；而鼓励避俗修禅山中者。于洪武二十七年，敕礼部榜示各条之中，一一举之。其文曰：“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钱钞，如无钞者，打死勿论。”又出榜文，张挂天下各寺，凡轻慢佛教，骂詈僧侣者处罚。
又为处理僧侣寺院（道教亦然）计，详定僧官之制，设僧道衙门，置僧录司、道录司，各任其官；品秩甚高，待遇优渥。大理寺卿李仕鲁屡上疏陈僧侣之跋扈，不采，仕鲁辞官，帝怒而处之以死。兹将其时所设之僧官，举之于下：大体依据宋制。
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京师）
左善世（正六品）
右善世（正六品）
左阐教（从六品）
右阐教（从六品）
左讲经（正八品）
右讲经（正八品）
左觉义（从八品）
右觉义（从八品）
此时受僧录司之任命者，则有左善世戒资、右善世宗泐、左阐教智辉、右阐教仲羲、左讲经玘太仆、右讲经仁一初、左觉义来复、右觉义宗鬯，此洪武十四年所制定者。洪武十一年任玘太仆为左讲经；更任溥洽、德瑄、了达三人为僧录司；十二年授仲羲为阐教；此皆前所制定者。洪武十五年，任行果为左阐教，任如锦为右觉义，复任西藏星吉鉴亦为右觉义。其后尚有左善世弘道，左善世夷简等之名。
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事。（地方）
都纲
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事。（地方）
僧正
各县僧会司，掌本县僧事。（地方）
僧会
太祖崩，建文帝（惠帝）立，仅五年而有燕王棣靖难之役，燕兵陷金陵，帝遂不知所终。盖太祖鉴宋用郡县制度，帝室孤立而亡，故封二子樉为秦王（西安），三子为晋王（太原），四子棣为燕王（北平），总封二十五王（皇子二十四人，从孙一人。）于各地，以藩屏皇室，而诸王之力强大，卒招此祸。或谓建文帝投火崩；或谓在逃，不知所之；或谓及事急，开太祖遗筐，有杨应能度牒法衣，因编修程济计，遽招溥洽，落发为僧，由水关逃去，称为应能，巡游广西贵州诸寺。英宗正统年间，迎于宫中，号为老佛以寿终。传其还京时途中所作之诗曰：“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燕王棣即太宗（永乐帝）也。使太宗举事者，即禅僧道衍。初太祖后马氏，先太祖崩；太祖甚悲，不再立后，葬毕，选各高僧侍诸王，使为母祈冥福。时道衍因左善世宗泐之荐，随侍燕王赴北平，住庆寿寺；劝帝举大事，受命为军师，卒能使帝达其志。帝即位后，衍为左善世，更擢为太子少师，复俗名为姚广孝，不再蓄发娶妻。著《道余录》。死后封荣国公，谥恭靖，享祀太庙。盖姚广孝之事迹，颇与元刘秉忠相似也。
太祖洪武五年，集大德于蒋山，校刻《藏经》，是为《南藏》；太宗永乐十八年，复重刻于北平，是为《北藏》；南北二京，各藏一藏；更刻一藏于石，安置于大石洞。太宗以后，明佛教尚盛；武宗极尚佛教，学经典，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其护法更无论矣。道教虽亦受累代保护，其势力远在佛教之下。世宗即位，极嫌弃佛教，溺于道教，信道士邵元节，以为真人，使总领道教；又举道士陶仲文。元节官至礼部尚书（死赠少师）；仲文进少保礼部尚书，封恭城伯。嘉靖四十年，使御史姜儆、王大任等，索天下之符箓秘书。道士四方来集者甚多，道教之势极隆。当其即位之初，先毁宫中佛像，凡百九十六座（一万三千斤）；更用赵璜之言，一夜中命破坏京师寺院，悉除禁中佛殿；太庙配祀之姚广孝，则移置于大兴隆寺，力排佛教。后服道士王金等所献丹药而崩。
宋元明三朝，禅宗在国中最占势力，宋初之天台，元之喇嘛，皆不及也；明代始将禅讲教三者，相提并论。太祖洪武十五年，礼部榜示亦有“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等语。其法以禅为第一；以华天诸宗为讲，属第二；以仪式作法，专务祈祷礼拜、忏悔灭罪之道者为教，教似密教（喇嘛教亦属之），属第三。或谓禅、讲、瑜珈，而禅独占佛教首位。
我国佛教之末期，所应注意者，为诸教融合之倾向；非独天台与禅，或华严与禅，或念佛教与禅，在佛教之内，互相融合；即佛教与儒教，亦有融合之倾向；故佛儒道三教融合论，迄明末而益著。
自明以后，佛教渐衰；至清代仅尊形式之喇嘛教。虽有遗留名寺，概无足观；惟禅净二宗，仍融合一致，流行于民间。清末学者，多喜研寻佛学，佛教乃有复兴气象。
（二）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律宗之再兴
宋世佛教复盛，所应叙述者，即天台与戒律之再兴是也。盖天台宗，自荆溪灭后，一旦衰颓，三大部至不存于中国。此事载在《佛祖统纪》羲寂传，兹录之于下：
初天台教迹，远自安史挺乱，近从会昌焚毁，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师每痛念，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一疏。吴越忠懿王（钱俶）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韶国师，（天台德韶，参照禅宗系统）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云云。
盖吴越王据《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于海外，此天台书籍之所以得再传于中国之故也。四住为见思二惑，见惑，为见一切处住；思惑分为三种：即欲界之思惑曰欲爱住。色无色界之思惑曰色爱住，曰无色爱住；是故四住为二惑；大小乘俱宜除见思二惑，故谓之同除四住皆齐。但遣使日本之说，于日本历史无征，恐系遣使高丽，而误书日本也。证之《统纪》谛观传而益信，兹示谛观传于下：
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
盖天台教籍，乃高丽谛观传至中土者。
谛观著《四教仪》，世称《谛观录》。《统纪》曰：“尝以所制《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后人见故箧放光，开视之，唯此书而已。由是盛传诸方，大为初学发蒙之助云。”
羲寂以后，天台宗乃有兴复之机，而渐趋于隆盛。兹将荆溪以后，系统大体，示之于下：
《佛祖统记》有精密系统表；此表但举大略，参考《高僧传四集》、《释氏稽古略》、《诸嗣宗脉记》等书而作。
（字傍附圆圈者，为山家系统之人，而入山外系统者之记号。）
宋初，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争。然山家山外名称，为自许为天台正统山家派之所取，非公平之称呼。今所以用此称呼者，不过为习惯上便利起见耳。
山家山外之争，难以概述。为时既久，人数复多，问题关涉种种方面，即同一山外之人，议论亦各不一致。今择其重要者，略举一二焉。世人均谓山外派之说，与华严宗所说教义、观法，大体相近；而山家派则谓山外派之说，未得为纯粹之圆教。例如山家以天台圆教之教理，为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而森罗万有，即为平等理性、超绝凡虑不可思议之本体。由此见之，则一切万有诸法，互相融熔无碍，皆是一体绝待。所谓心、色、佛、众生；自表面观之，则区别历然；毕竟皆是互具三千之法；毕竟皆是即空、即假、即中。就心具三千诸法言之，则色亦应具三千；众生亦应具三千；佛亦应具三千。盖三千即三谛，色、心、佛、众生，皆是三谛圆融（三千三谛，应参考第十章）。由此言之，迷悟善恶，不过由各方面观点不同，加以种种之名；而其性本来无二。此天台所以据之，而有性恶不断及无情有性、草木成佛诸说也。至山外议论，则先分理事，空中二谛属理，是平等；假谛为事，即差别。差别之法，依无明之缘所起之假相，三千诸法，即指此假谛。而此三千差别之相，皆一心所现。故心为本，色为末，色心不可谓为共具三千。三千诸法，共由心出，故得谓为一心具三千；若谓色具三千，则无是理。以上所说者为教理。若就观法上言之，则山家之观心，谓之妄心观；山外之观法，谓之真心观。山家既谓一切万有，皆具三千诸法；任何观境，皆同此三谛圆融之理；但就实际上之便利言之；则观我心为三千三谛，而以观我心为最近便也。迷悟善恶真妄，皆是同一之物；故我除此妄心（即第六识）而外，别无真可求；观介尔之妄心，即为三千三谛；故谓为妄心观。山外则反是；区别真妄，分论理事，观妄心中之理、平等之真如而行之；举凡众生、佛、色、心，皆为三千三谛，任观何法皆同；但与山家就便宜上观心之说异；谓能造能具者，独有此心；心外别无具三千三谛之理；故观心外，别无观法之道；是为真心观之大要也。
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
相传此争，起于慈光寺晤恩。天台大师之作《金光明经玄义》也，有广略二本，晤恩对之作《发挥记》释《光明玄》，以广本为后世伪作。《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其最初之释名段，分为教义释、观行释二段者为广本；中无《观行释》者为略本。山家之人，以广本为智者亲撰；山外之人，以广本为伪造。故《观行释》，为山家山外妄心真心二观相争之本。自是之后，《光明玄》之真伪，议论纷起；故晤恩可谓为二家争端之本。按晤恩之师志因，既以真心说天台之观；故晤恩承之，特志因时尚未彼此相争也。其后灵光洪敏造《金光明玄义记》，孤山智圆作《表微记》（一卷），及《索隐记》（四卷）；而四明之知礼则对之作《拾遗记》（三卷），以敷演宝云之传焉。
由是观之，武宗会昌以后，天台之教籍散佚，难判真伪；加之讲习教义者中绝，正统之传承不明；故各自逞其所见，终至起山家山外两家之争；然追溯其源，两家固皆有所据也。
一方对于荆溪之《十不二门》，据荆溪《妙玄释签》中提出者。又起争端，即奉先寺之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二卷）、国清寺之宗昱著《十不二门注》（二卷），而唱真心观者是。宗昱为羲寂弟子，其系统出于山家，而议论同于山外，故山家呼为弃阴之异计，斥而属诸山外。《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即四明知礼对于源清宗昱而作者也。此后永嘉继齐著《指滥》、天台元颖造《征决》、嘉禾子玄出《随缘扑》，皆责难四明；四明乃撰《二十问》，以祛其蔽，净觉仁岳作《十门折难》助四明以破之。名虽谓为山家山外，实则与山外学者论争者，仅四明知礼一人而已。至山外与四明辩难者，则有梵天庆昭，而孤山智圆实助之。
四明之兴此争，实因同学宝山善信之请，出《释难扶宗记》（一卷），驳晤恩之《光明玄发挥记》，及灵光洪敏奉先源清之《难诃二十条》，以主张《光明玄》广本为真本之说。此《难诃二十条》今佚。唯由是可知四明以前，宝云义通与晤恩、洪敏、源清等一派相对，其争已起于此时；又宝山善信之使四明答辩，亦由是可推而知也。但义通唯有《光明玄》之《赞释》，及《光明文句》之《备急钞》，其实际之相争如何，无由得知。
自四明《释难扶宗记》一出，庆昭、智圆二人以《辩讹》答之；四明又出《问疑书》，庆昭对之造《答疑书》；四明更造《诘难书》，庆昭又述《五义》以应之，即《五义书》是；四明更造《问疑书》，一年无答；更以《覆问书》促其答，庆昭乃造《释难书》以应答之；四明最后造《十义书》（二卷）、《观心二百问》，以破山外之说；如斯往复辩难五次，经过岁月七年。
霅川之仁岳（净觉）最初助四明力辟山外之异义，后背四明，自立异义，造《十谏书》以诤之，四明作《解谤书》以斥之，仁岳复作《雪谤书》与四明争。四明中途而逝，遂不复能辩。又四明孙弟扶宗继忠之门有从义（神智）者，著《四教义集解》，反抗山家之说。以上二人，世所称后山外者是也。霅川希最出《评谤》，反抗仁岳；永嘉处元造《止观义例随释》（六卷），反抗神智，皆与后山外诸说相争者。
称为天台中兴之祖四明尊者，名知礼，居四明延庆道场，故人以四明呼之。真宗时，赐号法智大师，亦称法智尊者。在宝云门下十年，宝云灭后，盛开讲筵，著述亦多。仁宗天圣六年殁，寿六十九岁。其著述之重要者：为《观音别行玄义记》（四卷）、《观音别行疏记》（四卷）、《金光明玄义拾遗记》（三卷）、《金光明文句记》、六卷，此书未成而四明殁，其《赞佛品》，为弟子广智所续。《观经疏妙宗钞》、三卷，以上五部：称为天台五小部；与三大部共为学天台者之要典。《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十义书》（三卷）、《观心二百问》（一卷）、《扶宗记》（二卷）、《解谤书》（三卷）、《修忏要旨》、《金光明忏仪》、《大悲忏仪》（以上各一卷）等书。此外尚有石芝所编之《四明教行录》（七卷），为欲知四明之说者，所不可缺之书也。
有遵式者，与四明齐名，其德尚过之。号称慈云尊者，世人称之曰：“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光其后，其被推重如此。”遵式与四明交亲最厚，极推重四明，隐然助之。观其所作《指要钞》序文，可以知其故矣。（嗣法有二十五人）
四明派之势力，由前所示之系统，略可推知。南屏、广智、神照三家，法流最荣，就中以广智之末为第一。
四明一派之隆盛，不暇详述，仅略解系统图之大体于前，其他从省。欲知其详，须参考《佛祖统纪》等书。
广智与后山外净觉相争，所著《广智遗编》、《阐幽志》，其书现存；弟子继忠编《扶宗集》（五十卷），力明山家正统之说；其弟子草堂，于同门神智主张山外之说，标立异议时，造《义例随释》以抗之，其始末已述于前矣。息庵亦力辟异说，其下有圆辩者，门人众多。《佛祖统纪》曰：“先贤有云：四明中兴天台之道，圆辩中兴四明之宗。盖谓四明之后，有一派为知解之学，近似山外者；而圆辩者出，独能发挥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谓月堂得观行，止庵得宗旨，一庵、雪堂得辩说，皆有师家之一体云。”月堂、止庵、一庵、雪堂皆圆辩之弟子也。著《佛祖统纪》之志磐，即出自此系统，以上所言，盖有暗斥他家之意。月堂著《圆宗解》；月堂门下有柏庭者，出《楞严玄览》、《金刚会解》、《圆觉略说》、《楞伽通义》、《因革论》、《附钞笺要》、《山家绪余集》、《三大部格言》、《简境十策》、《金义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记》等书；石芝宗晓编《四明教行录》，又著《乐邦文类》、《法华显应录》诸书；逸堂法登作《圆顿宗眼》。南屏之学问，至弟子会贤泰初之时，称为南屏家；可见其学风异于他处。慈云之弟子祖韶，评为“碎割法身讹误后学去也”；神照弟子樝庵，谓为“力勉勿传，有醍醐化糟粕，法藏变鬼火之语”；又广智对于南屏《类集》之批评曰：“类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其纲要，失在昧其起尽。”由此可知南屏为类聚的学风，且受诸家种种批评者也。以上评语，载在《佛祖统纪》，故知志磐对之，亦多少有排斥之意也。南屏弟子从谏，传授天台教义于高丽义天僧统；此南屏家之下，清辩有《顶山记》，景德有《翻译名义集》，慈辩从谏之法流，自车溪经竹庵以至北峰。竹庵著《楞严集解》、《楞严补注》、《盂兰盆经补注》、《金刚通论》、《金刚事说》、《圆觉手鉴》、《竹庵草录》、《山家义苑》。宗印有《金刚新解》、《释弥勒偈》等书，此人在南屏家，号称高足。著《四教仪备释》之古云，著《三大部读教记》之法照，皆出其门；而法照有继世盛大，光祖父道之美评。神照著《普贤行法经疏》、《仁王忏仪》；处咸续成其师之《行法经疏》，又著《三慧论》、《光明十愿王》；樝庵有严著《玄义释签备检》、《文句笺难》、《止观助览》、《龙王法印经疏》、《安乐行注》、《空品注》、《心经注》；神悟处谦著《十不二门显妙解》；了然著《宗圆记》、《净业记》、《护国记》、《金刚义解》、《假名集》、《释十不二门》、《止观枢要记》、《虎溪集》，弟子亦多；泽山与咸著《菩萨戒疏注》、《金刚辨惑》、《法华撮要》、《复宗集》。著《山堂集》之山堂元性，亦了然之法资，而神照一家之著名者，实专劝念佛往生者也。
《志因传》虽不详载山外派学者之名，但晤恩乃当代学者，且为极谨严之德行家。《佛祖统纪》称之曰：“平时一食，不离衣钵。不蓄财货。卧必右胁，坐必跏趺。晨早亲视明相，每布萨，此云净住每半月，集众僧说戒经，使比丘住于净戒中，名布萨。大众云集，潸然泪下，盖思大集有无戒满阎浮之言也。”由此观之，可想见其为人矣。山家山外之争，以四明与梵天为中心。梵天学殖，自无待言；山外派学者，当推孤山为第一。
孤山智圆，于学者气象之外，尚有超逸之风。二十一岁，随奉先源清。二年而源清殁，遂往居西湖孤山，从学者如市，讲道未尝少倦。殁于真宗乾兴元年，年四十七岁。著《维摩垂裕记》、十卷，释《净名略疏》《百非钞》、一卷，释《涅槃疏》之百非义《涅槃经三德指归》、二十卷，释《涅槃疏》。《涅槃经发源机要记》、二卷，释《涅槃玄义》。《请观音经阐义钞》、二卷，释《请观音经疏》。《金光明文句索隐记》（四卷）、《金光明玄义表微记》（一卷）、《观无量寿经刊正记》、二卷，释《观经疏》。《金刚显性录》（四卷）、《十不二门正义》（一卷）、《盂兰盆疏摭华钞》、二卷，释圭峰《盂兰盆疏》。《阿弥陀经疏》（一卷）、《阿弥陀经疏西资钞》（一卷）、《般若心经疏》（一卷）、《心经疏诒谋钞》（一卷）、《首楞严经疏》（十卷）、《楞严经疏谷响钞》（五卷）、《不思议法门经疏》（一卷）、《四十二章经疏》（一卷）、《瑞应经疏》（一卷）、《普贤行法经疏》（一卷）、《无量义经疏》（一卷）、《遗教经疏》（二卷）、《文殊般若经疏》（二卷）、《析重钞》（一卷）、《间居编》（五十一卷）。
净觉、神智，后山外派也，著述甚多：净觉著《金刚般若疏》二卷、别有释此之《发轸钞》三卷。《弥陀经新疏》、二卷，及释此之《指归记》二卷。《楞严文句》（三卷）、《楞严会解》、十卷，及释此之《熏闻记》五卷。《四十二章经疏还源记》、二卷，释《孤山疏》。《遗教经助宣记》、二卷，同上。义学杂编（六卷）、《十不二门文心解》（二卷）、《起信梨耶生法图》（一卷）、《苕溪讲外集》（二卷）；此外尚有数部，凡三十余部。神智著《光明玄顺正记》（三卷）、《光明文句新记》（七卷）、《观经疏往生记》（四卷）、《十不二门圆通记》（三卷）、《金刚寓言记》（四卷）、《四教仪集解》（三卷）、《义例纂要》（六卷）、《三大部补注》（十四卷）。观其所著诸书；足知其忠于所学，且净觉持律峻严，不以事易节；神智非法不言，行步有常。唯因四明一派，后独昌荣，故山外之学，遂终被视为邪道也。
元明之际，天台宗颇衰。惟明天启时，有幽溪大师传灯，（亦称无尽祖灯）稟台教于百松大师，契入楞严大定之旨。卜居幽溪之高明寺，立天台祖庭，遂成天台宗之高明法脉。所著《生无生论》，融会三观，阐扬净土法门。又有《法语》一篇，最为切要。此外有《楞严经圆通疏前茅》（二卷）、《维摩诘所说经无我疏》（十二卷）、《法华经玄义辑略》（一卷）、《观无量寿经图颂》（一卷）、《般若融心论》（一卷）等书。
明末有蕅益大师智旭，其思想最近天台，然不能谓为纯粹天台宗人物也。其著述与天台有关者：则有《法华会义》（十六卷）、《妙玄节要》（二卷）、《法华纶贯》（一卷）、《教观纲宗》（一卷）、《教观纲宗释义》（一卷）、《大乘止观释要》（四卷）等书。入寂于明永明王永历八年十二月。清世祖顺治帝十一年。蕅益自云：“愿作台宗功臣，不愿作台宗后嗣。”然蕅益大师入寂后，其弟子等，乃公议以之继续无尽灯之系统云。
律宗至唐末颇衰，及宋代允堪之《会正记》、元照之《资持记》出，面目一新，号称中兴。南山律宗之系统，得以不绝。兹举南山律师以后之系统如下：
（此系统，乃日本凝然大德据俊芿真照传而作，颇觉可信。但真照之师行居以后，事迹不明，其渐次衰颓之故耶？由此可知律宗衰于唐末五代之顷，至宋初允堪元照时代而复盛。）
允堪律师没于仁宗嘉祐六年，凡南山律师重要著述，皆为作注：即《行事钞会正记》、《戒疏发挥记》、《业疏正源记》、《毗尼义钞辅要记》、《教戒仪通衍记》、《净心诫观发真钞》等十部之记解，世呼为十本记主；《释氏稽古略》谓有十二部。其《衣钵名义章》一卷现存。其《会正记》，世呼为《四分律》之会正宗。元照律师居杭州灵芝寺，故学者单呼曰灵芝。凡南山律师之三大部，悉为作注：即《事钞资持记》、《戒疏行宗记》、《业疏济缘记》是也。此外著《芝园集》、《盂兰盆献供仪》、《释门章服仪应法记》、《佛制比丘六物图》、《摄戒种类》、《菩萨戒本持犯要记》等书。元照之解《四分律》，颇用天台之教意，较从来之四分律宗，具有特色。故《稽古略》称之曰：“以法华开显圆意，作《资持记》，与会正师殊途同归；推明南山元意，而上合于佛制；自是《会正资持》，又分宗于律矣。”元照入寂于徽宗政和六年，年六十九。元照以后，除前列系统之外，无由得知其详。
（三）元以后之喇嘛教
西藏喇嘛教，元时传入中国。兹据修拉搿以特（Schlagintweit）之《西藏佛教》，及挖台尔（Waddell）之《西藏佛教》，并引证他书，述其概略于下：
佛教始传于西藏，均信为在双赞思甘普王时；当我隋开皇时，即西历纪元六百五十年前后。前此是否有此教之形迹？无由得知。西藏古来相传陀朵里思颜赞王时，当我东晋时。有四宝箱自天降于王庭，人皆不知为何祥。时有印度僧五人来，王以为师，五僧为启四箱，出四宝物：一、《庄严宝王经》（亦名《百拜忏悔经》），依之立忏悔法；二、舍利金塔，依之立供养法；三、六字大明之宝玉刻（唵嘛呢叭吽）依之立持诵法；四、法教轨则，依之立修验法；实为佛教传入西藏之嚆矢。此与元帝师发思巴之《彰所知论》所载一致，《彰所知论》曰：“如来灭度后千余年，西番国中初有王，曰呀乞赞普；二十六代有王，名曰陀朵里思颜赞；是时佛教初至。”按陀朵里思颜赞，乃纪元三百三十年间人。此种怪奇之谈，殊难置信；或者双赞王以前，西藏稍有佛教影响之资料，可供参考耳。
双赞王生于617年，卒时八十二岁，即唐太宗时也。王在西藏，得大势力；入侵汉地，与太宗战；后太宗与之言和，以文成公主嫁之为妃；时贞观十五年事也。公主极信佛，多携佛像经卷以往西藏，佛教遂勃兴。又前此二年，双赞王曾纳尼波罗国王女白利司布为妃。二妃俱劝王弘通佛法。当是时，僧侣来自印度、尼波罗、汉地者日多，自此以后，佛教大盛；外国文物，随之输入；故西藏文化之进步，亦以此时为最著。王特遣端美三波罗亦名三姆菩陀，梵语即善良之西藏人之意，本名顿米。往印度求佛教。端美留南天竺七年，就利维喀拉及爹维特新哈学佛教，赍佛经多卷还。后本梵语造西藏文字，由是翻译多数经典。后世崇拜双赞王，称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称二妃俱为多罗菩萨化身；称端美为文殊菩萨化身。
当佛教未来西藏以前，西藏流行一种神教曰巴恩教，相传以秀拉白为教祖。所崇拜者多魔神，诵咒文而拜之，其形式颇似密教。佛教初来时，似二教并行不悖，及佛教渐盛，遂相冲突。旋复自相调和，而佛教中亦自然含有神教分子矣。
自双赞王历五代至乞双提赞王，此王为双赞以后之英主，曾于玄宗时（728—786）入寇四川云南以达长安。其母为中国天子之女，夙受母教，弘布佛化。《蒙古源流》记此王为持苏陇德灿，谓其尚唐肃宗女金城公主，颇兴佛教云。要之西藏佛教，虽始于双赞王，而建西藏佛教之基础，实乞双提赞王也。
乞双提赞王，年十三即位，兵力远被。既尚金城公主，乃悔武事，极隆佛教。遣僧至印度学佛典梵语，聘中印度僧善海大师素恒啰克西塔，来藏宏教。又从其言，请那烂陀寺之硕学，真言瑜伽派之大德莲华生上师《蒙古源流》称巴特玛师。入藏；自余高僧亦继续而来。此莲华生上师，实喇嘛教之祖也；其随西藏使节入藏也，在纪元七百四十七年。此时西藏所行之佛教，以无著之瑜伽宗为主，乃自汉地传入者；及莲华生至，唱中论宗；新旧两派之争渐盛。王遂集二派学者，辩论于朝堂之上，中论宗胜，瑜伽宗人，多去之印度。王建寺于萨姆耶司，以善海大师为第一世，使盛译中论派诸经论；始置喇嘛，以统率僧侣。喇嘛，西藏语也，梵语为郁多罗，译言长老。后遂为西藏佛教通称。继善海首为喇嘛者，曰巴尔巴司。莲华生在西藏，不久即返印度。有高足二十五人，其中翻译经论最多而著名者，曰毗卢遮那。《佛祖通载》称毗卢遮那罗佉怛。
莲华生初无著译存于西藏，其人最可注目者，即布中论宗，唱秘密佛教，以佛教与西藏原有神教相调和是也。故西藏佛教，乃取大乘秘密佛教与神教融合之形，以渐广其流传者也。
徕巴胆《佛祖通载》为乞徕巴胆王，乞双提赞王之孙也，亦极力倡兴佛教。此时经典之译者颇夥，龙树、提婆、世亲等之书，多被译出；其译著之最有名者，以湿连怛罗菩提为始；此外则有基那米特罗，及湿连陀罗菩提、般若华尔曼、达那西拉、菩提米特罗诸人。湿达怛罗菩提、基那米特罗，俱安慧论师之弟子也。
纪元八百九十九年，此年代尚有异说，未能明确。朗达玛弑其兄徕巴胆王，《蒙古源流》载有“达尔玛特松”王死年三十六岁，其兄朗达尔玛即位，不书弑前王事。又述朗达尔玛破佛之事，言：多里隆赞（即陀朵里思颜赞）时，佛教始来西藏；故至达尔玛特松之死，凡四百九十五年云。自立，大破佛教，此为西藏佛教之一大灾厄。佛塔寺院，为之破坏；僧侣还俗，至有被屠杀者。王即位三年后，为巴尔多儿姐喇嘛所弑，佛教厄灾遂息。至朗达玛孙巴勒科尔赞时，佛教复兴。重建八大寺院，前代逃遁印度之僧侣，渐还旧居。十一世纪顷，迦湿弥罗及印度僧侣，接踵而至；司木立替、达摩帕拉、希达帕拉、库那帕拉、般若帕拉诸人，亦继续而来。大圣阿通沙，那烂陀寺那罗之弟子也，以纪元一千三十八年入藏，实可目为喇嘛教之再造者及改革者也。阿通沙本名抵斑喀拉输利迦那，即定光吉祥智之义，本印度倍搿儿州王族喀儿耶那输利之子。年六十，来西藏，在摩迦陀地方，为维克拉马希拉寺之教授师。《蒙古源流》以阿通沙之来，在西藏陇吉王时；陇吉为巴勒科尔赞之孙，乃札实则克巴之子也。札实则克巴致力回复佛教，派遣子弟大臣二十五人，前往印度招致高僧。因阿通沙之来，遂使西藏佛教，达于光怪陆离之状态。所谓甘丹派教律合一之义者，实以阿通沙为鼻祖。自是甲论乙驳，渐呈宗派分裂之盛况。阿通沙之弟子，称为甘丹派最初教主者，为德母顿，或曰当推布埒司顿为最初教主。
西藏佛教之宗派，自教义上观之，可分毗婆娑、经部、瑜伽、中论四宗，但此为学者之佛教。通俗概行秘密佛教，即念密咒行密轨者是也。此为有名西藏文典学者勖玛所言。但密教之外，通俗佛教一方面，尚有念佛教，即依阿弥陀如来之誓愿，以期往生西方者甚多也。
西藏古时，大小乘教义，业已并行，而以瑜伽（法相）、中论（三论）二宗为盛。二宗亦以浅深高下，互相争执；瑜伽一方，遂有凌驾中论之势。及莲华生来，龙树教义再兴。八九世纪之交，有庆陀罗克尔其者，就此宗经论，详加解释；纪元十世纪以来，所谓佛教再兴时代。此派学者，重来自印度；西藏遂以此为佛教正宗矣。此莲华生以后之中论宗，谓之布拉三格中论宗。
以上仅就教义上言之。兹更举现存宗派之区别，则修拉搿以特氏谓西藏佛教有九派：即尼玛派、乌尔更派、甘丹派、萨克耶派、搿尔端派、此出自宗喀巴之甘丹寺，与改鲁格派同。喀尔修派、喀尔玛派、布利库革派、以东西两藏之布利库革为本山，乃宗喀巴黄帽派之一支流。布尔古派是。挖台尔氏以为自根本四派，衍出多数支流派；更区别为旧派、革新派、半革新派三种。
挖台尔谓西藏佛教之生派别也，以阿通沙及其弟子布埒司顿所开之甘丹派（革新派）为滥觞。有以阿通沙及布埒司顿之改革为趋于极端者，乃唱稍折衷的半革新派。今据挖台尔之说，示西藏所传旧派以外之三大新派之系统图于下：
点线示中略数代者，孔孔确格耶儿颇为萨克耶派之祖。此派以世亲为龙树之继承者，以用龙树所传之《华严经》与世亲之《真谛论》为主，且折衷新旧两派。喀尔修派开祖玛儿帕，本阿通沙之弟子，后往印度从那罗那烂陀寺高僧受学而还。但此图仅示继承之大体，详言之，尚有错杂之处：即相传阿通沙为文殊化身，故与文殊系统所属之萨克耶派有关系；那罗为阿通沙之师，故亦与喀尔修派有关系；玛儿帕亦阿通沙弟子，故亦与甘丹派有关系；又与萨克耶派，亦有系统上之关系。阿抵佛陀，即最胜佛陀之意；金刚持，即大日如来。
此三大新派，更加旧派，即尼玛派则成根本四部。此根本四部，更分裂多派，其大体如下：
（以上诸派中：尼玛派为旧派；甘丹派及改鲁革派为革新派；喀尔修诸派属于半革新派。）
表中最堪注目之人，乃西藏佛教革新家宗喀巴，称为西藏之路德者是也。宗喀巴本名罗卜藏札克巴，纪元千四百十七年，明永乐十五年。生于孔奔。为后甘丹派布埒司顿七十八世之雀司克亚白赞喇嘛弟子，博学而持律严肃，且颇活动之高僧也。自其学说上言，此人盖立于中论与密教之间而调和之，以防止其冲突者也。所著如《菩提母儿》（Bodhimur）、《塔儿尼母儿》（Trnimmur）、《阿尔塔捏利开》（Altanerike）、《拉玛利玛》（Imrim）等，皆为密乘中论二义调和之书。且此时喇嘛教益盛，僧侣之行益堕落，欲匡正之，是非严肃之戒律派不可，世称宗喀巴为持律者，其主义可想见也。
兹就宗喀巴派之祖，自十一世纪之阿通沙，迄布埒司顿以后，喇嘛教全体之形势略述之。西藏自朗达玛死后，佛教渐有重兴之势。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奉宪宗命来西藏之时，萨克耶派之势力殊盛，忽必烈为收揽西藏人心计，挈帕思巴还。即位之后，尊为帝师，终至定喇嘛教为元国教。命帕思巴统管天下佛教，且左右西藏政权。《元史》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元之尊信喇嘛，即此一端，已可见矣。
《佛祖通载》谓自国师禅怛啰乞答为累叶国王之师，十七代而至萨思加哇，相传为莲华生弟子，乃帕思巴之伯父，亦其师也。《元史》称萨斯加哇，萨斯嘉人也。自其祖多尔济，世世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帕思巴年十六，谒元世祖忽必烈汗，以世祖即位之元年为国师。受命造蒙古新字，为大宝法王，赐玉印。至元十一年还西藏，十六年入寂。《佛祖通载》为至元十七年，《元史》以为至元十六年。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其《彰所知论》，盖为世祖太子真金而说。与发思巴同时受尊敬者，国师胆巴也；亦名功嘉葛剌思，号金刚上师。乃帕思巴之弟子，亦赴印度求法。来中国后，受命住大护国仁王寺，成宗大德六年入寂。此外有必噜匝纳实哩者，亦帕思巴弟子也，有汉译《楞严》，又有西藏译经典多卷。赐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后坐与安西王子伊噌特穆尔等图谋不轨被诛。又有沙罗巴观照，所谓佛智法师者，亦帕思巴弟子，所译多未传之显密诸经。
自后元累代有帝师来自西藏，帕思巴西还，其弟琳沁代之。达尔玛巴拉实哩、伊特札实琳沁、策喇实巴鄂尔嘉勒、札克嘉勒灿、多尔济巴勒、桑节札实、衮巴勒藏布、班珠尔戬藏等，以上据《元史》。相嗣为帝师；最后之帝师，为顺帝时受其任命之伽璘真。顺帝极暗愚，《元史》称平章政事哈麻，使其妹婿秃鲁帖木儿，劝西藏僧在帝前行运气之术，号之曰演揲儿；大欢喜，或大喜乐。以伽璘真达此秘法，封为帝师，日事淫乐；任僧侣为司徒。帝师、司徒，各取良家女三四，名曰供养；且伽璘真欺帝曰：陛下尊富，仅此一代；人生岁有几时，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广聚女子为淫戏。帝之诸弟宠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处，呼其处所曰吐即兀该。事事无碍。佛教之弊，至是达于其极。盖西藏佛教，是时似颇受印度檀陀罗即女神崇拜派。派之影响，故一种淫靡之风，遂浸染于西藏，而尤加甚焉。此教风之流传，乃由西藏南境尼波罗之秘密佛教，尼波罗之密教，即变自檀陀罗者也。檀陀罗为专崇拜女神之一派；有所谓荼克拉会合者，凡在会合之男女，悉以平等为主义；此种集合，为反对印度严重阶级制度而设。且其时行五摩字法之仪式，所谓五摩字法者，一摩假，即酒；二摩恩萨，即肉；三摩特司耶，即鱼；四摩乌陀罗，即谷；五摩花肚拿，即两性交媾。元之事事无碍，恐由此恶风而来。
更据《元史》喇嘛隆盛之弊害述之：世祖之时，宋天子皇族诸陵及大臣坟墓，在钱唐绍兴者，悉被江南释教总统嘉木扬喇勒智发掘；或杀人，或受美女宝物之贿赂，其所攘夺盗取之财物，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二十一，杂宝具百五十二，大珠五十两，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此外私庇人民不输公赋者，凡二万三千户；其藏匿不露者，尚不可胜举。总之元代保护佛教之余，其流弊之大，为史所载者，不得不谓为实录也。
明太祖之时，以元之帝师喃迦巴藏为炽盛佛宝国师。由是受封者，有灌顶国师、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等，各领其本国人民，以臣服于明。成祖时，亦以公哥监藏己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又闻异僧哈立麻召之，封为万行具足十分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领天下之释教；其徒孛罗以下三人皆为国师，次封法王，尊崇甚笃。自是西藏僧来者日众，而以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五王为始，封西天佛子者二人；封灌顶大国师者九人；封灌顶国师者十八人。于是臣服于明，历年朝贡不缺，以致藩属之礼。
当是时，往来中国者，皆宗喀巴以前之红教喇嘛。宗喀巴生于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卒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故宗喀巴之黄教派，压迫红教旧喇嘛，而得势力时代，当在明中叶以后。盖宗喀巴所立之格鲁革派僧侣，遵宗喀巴制，着黄衣，戴黄帽，与从来红帽派喇嘛区别。遂至谓旧喇嘛教为萨马儿，即红帽也；新喇嘛教为萨色儿，即黄帽也；巴恩教为萨拿克，即黑帽也。宗喀巴所建有名之甘丹寺，在西藏国都拉萨东方三十英里。
宗喀巴既建甘丹寺后，势力增大，自是有所谓达赖、班禅二喇嘛者，渐开宗教政治之端绪。又此二喇嘛，虽谓始自宗喀巴之二弟子，实则所谓达赖喇嘛者，起于敦根珠巴。敦根珠巴建一寺于拉萨，与宗喀巴同时，且年或稍长，1391—1475年，其所建寺，即布达拉寺。布达拉在拉萨近旁，布达拉即补陀落，观音之净土。达赖喇嘛，古来信为观音化身。盖西藏人自信其国土与观音有缘，且为观音之所守护者。敦根珠巴，后又建寺于札什伦布居之，受班禅林薄溪之尊称，此即班禅嘛喇系统之始。布达拉寺，凡历根敦嘉穆错、琐南嘉穆错、云丹嘉穆错，至第五世喇嘛罗卜藏嘉穆错，清初人也，1617—1682年。其与清交通，在太宗崇德年间，喇嘛遣使盛京；太宗亦遣使西藏，以达赖、班禅二喇嘛为金刚大士，即其发端也。盖西藏分前藏、喀木，或察木多。中藏、即卫拉萨。后藏、单称藏曰札什伦布，即此。青海四大部。蒙古和硕部之固始汗，自明末以来，领有中东二部。即前藏、青海。然布达拉五世喇嘛之时，以后藏地为藏巴汗所统治为口实，诱固始汗之兵取后藏，悉逐红帽派喇嘛，以扎什伦布之班禅喇嘛掌后藏；固始汗又使其子鄂齐尔汗留守后藏。当此之时，罗卜藏从固始汗受达赖尊号；达赖，蒙古语谓之海，譬其德广大之尊称也。此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管治西藏，为完全僧侣政治之历史；由是宗喀巴派黄教喇嘛，遂全为西藏之统治者。
初罗卜藏大喇嘛，借固始汗之兵力，灭后藏之藏巴汗，乃桑结第巴第巴为喇嘛厅之僧职，掌理兵备财政事项。之策。桑结颇奸佞，于五世喇嘛死后，秘之，伪称大喇嘛入定，不见人；矫命行事，悉由己决，凡十五年；后事败露，为清帝所诘责，不得已，乃立六世达赖。由是与属于蒙古和硕部血统之藏巴汗，发生争端。时准噶尔部之噶尔丹，势力甚盛，本为喇嘛，居西藏时，因与桑结交讙，故助桑结攻击固始汗子达颜汗。未几，噶尔丹北侵喀尔喀，喀尔喀部求援于清，噶尔丹遂败。桑结为达颜汗之子拉藏汗所杀，其所立之六世达赖被废。拉藏别拥立六世达赖，清朝虽曲加保护，而六世达赖，甚无人望。蒙古诸部，在甘肃西宁之红山寺，别立新六世达赖。噶尔丹之后，领准噶尔部之策妄那布坦，乘此纷扰之机，遂入西藏，杀拉藏汗；西藏喇嘛，多不喜拉藏汗，皆助之。但清朝初即助拉藏，故清圣祖闻变，即遣兵入西藏，废拉藏所立六世喇嘛，更迎西宁之达赖为第六代大喇嘛，此即噶儿藏嘉穆错也。世宗即位之初，西藏又有内乱，清遣兵平之，送置驻屯兵二千人于西藏，保护喇嘛；置驻藏大臣于拉萨；时世宗雍正二年（1724）事也。
此时之蒙古，其东方成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北蒙古，又有喀尔喀部；此二部之东，与满洲接境者，为科尔沁部；以上为鞑靼三大部。又西方有漠西蒙古之厄鲁特部，亦分四部：天山北路之大部，为准噶尔部；其北为土尔扈特部；更北为都尔伯部；准噶尔部之东，乌尔木齐附近，为和硕部，自青海至西藏，皆属于其势力之下。当准噶尔之噶尔丹盛时，为其所侵，于是厄鲁特三部皆屈服于噶尔丹，终与北方喀尔喀部冲突，与清交锋。
红黄二教最显著之区别，除衣帽之色相异外，为红教派带妻，黄教派不带妻之一点。但红教派，非悉皆带妻也；如喀尔修派之始祖玛儿帕带妻，由此派所产出之喀尔玛派僧侣，亦多带妻；又萨克耶派帕思巴后之札萨呼土克图亦带妻；因以子为嗣法者，故红教喇嘛，似以带妻生子而使嗣法为理由也。黄教则反之，禁止带妻，故其嗣法者，称为呼毕勒罕。喇嘛学道，能不迷本性，转世再来者，称呼毕勒罕。例如达赖、班禅等大喇嘛死时，遗言死后往生某地，因探得其地之生儿，依之以定嗣续者也。然其后亦发生种种弊害，称为呼毕勒罕者，多至数人；清高宗乾隆时，在中藏之大招寺，备置金奔巴瓶，将所指示方向土地同名者之名单，入此瓶中；驻藏大臣、达赖，或班禅等重要喇嘛，集于宗喀巴之像前，抽签以定之。
以此呼毕勒罕转生而使传法弘教，其事发生于宗喀巴之遗嘱，黄教派始行之，其后红教派亦仿效之。盖转生弘法之举，非唯达赖、班禅二大喇嘛有之；而属于其下，举凡各领一方，以教化为事之呼土克图，亦深信此事。呼土克图，再来人意。喇嘛能明心见性，由达赖、班禅证明，方得称呼土克图。故每遇呼毕勒罕出，则以其名呈报理藩院，由理藩院抽签。乾隆时向理藩院报名者，总数多至百六十云。西藏称呼土克图十八人，称沙布隆者十二人，漠北蒙古十有九人，漠南蒙古五十七人，青海番地三十五人，四川察木多番地五人，驻京呼土克图十四人，此等皆呼毕勒罕所出也。
蒙古喇嘛教，分漠北、漠南二大部：清世宗雍正元年，漠北喀尔喀部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死于京师；诏如达赖、班禅死时之例，护其丧还库伦，于是立漠北库伦喇嘛教之一支。当是时，第五达赖之弟子章嘉呼土克图蒙古呼毕勒罕将出世时，其名在北京雍和宫所备之金奔巴瓶内，由驻京章嘉呼土克图监视抽签。雍和宫者，中国第一喇嘛庙也。又来，大蒙优待，置于漠南蒙古多伦泊，此即所谓多伦泊之一支也。于是喇嘛教第一支为布达拉；第二支为札什伦布；第三支为库伦；第四支为多伦泊。
（四）禅 宗
禅宗五家，发端于唐末五代之时，皆起于南方。当是时，南汉、南唐、吴越，在南方建国，各据其地，禅宗亦受其保护。五家之中，沩仰派似早衰，法脉仅存，兹举可知者于下：
以上所列，不过四五世耳。沩山生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入寂于宣宗大中七年；仰山卒于昭宗大顺元年，由此推之：沩仰宗之法脉，盛于南唐之初，其后遂绝。
法眼宗始自大法眼禅师，即清凉文益也。此宗起于雪峰，经玄沙师备而至罗汉桂琛，清凉出其门下。雪峰义存居福州闽川之雪峰，唐僖宗时，赐号真觉禅师，法席常有众一千五百人。当时天下骚然，群雄割据，各自称王，当王审知称号闽王时，雪峰垂化此地，四十余年，于后梁开平二年三月入寂。是年十一月，玄沙师备亦卒，闽主赐号宗一禅师。桂琛、文益，俱五代时人，桂琛居漳州城西之石山地藏院十余年，后迁罗汉院，卒于后唐庄宗天成三年。文益，即清凉法眼，为南唐王李升所迎，自金陵报恩院，迁居清凉寺，赐号净慧禅师。卒后谥大法眼禅师，再谥大智藏大导师；入室弟子四十三人。
法眼宗历二三代而衰，法统不明。天台德韶，俗姓陈氏，与天台宗智者大师同姓，故人称智者再来。德韶寻智者之遗迹，终住天台。受吴越忠懿王尊信，且劝王遣使新罗，缮写天台教籍，使中国本土已经衰灭之天台教宗，得以再兴者，韶与有力焉。入寂于宋太祖开宝五年。其弟子永明延寿颇知名。延寿初居明州之雪窦山，后应忠懿王之请，住灵隐山新寺，为第一世，更转永明大道场。著《宗镜录》一百卷，为学者所佩仰。入寂于开宝八年。当是时，高丽王慕其学德，遣僧三十六人承其法。自是法眼宗弘布于高丽，而中国反衰矣。今示法眼宗略系于下：
与法眼宗同出于雪峰下之云门宗，其末造不如临济宗之盛。然宋初则颇振，但非沩仰、法眼、曹洞之比耳。云门禅师，居韶州云门山光奉院，其地为南汉刘龚所辖，故受南汉主之归依。赐号匡真禅师，入寂后谥曰大慈云匡真弘明禅师。于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入寂。自云门经香林澄远、智门光祚，而至雪窦重显，其法大振。雪窦即选《碧岩录》百则而著颂古之人，其书称《雪窦颂古》。初住翠峰，转迁明州雪窦，来会者号称极盛，故世称云门中兴。入寂于仁宗皇祐四年六月。其法嗣以天衣义怀为最著名。入寂于仁宗嘉祐五年。圆通法秀、慧林宗本，出其门下。在圆通之下者，有佛国惟白；在慧林之下者，有法云善本。法秀为汴京法云寺第一世，圆通禅师，其敕赐号也。入寂于哲宗元祐五年。其法子佛国惟白，以著《禅门续传灯录》（三十卷）得名。入寂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慧林宗本始居苏州之承天、兴教二寺，后因杭州净慈寺之坚请，往居净慈寺。尔时四方互请，故说帖中有“借师三年，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之语。元丰五年，应神宗皇帝之召，住慧林寺，圆照禅师，其号也。入寂于哲宗元符二年。法云善本承其法，圆通法秀入寂时，即受敕嗣其法席，入法云寺，大通禅师其号也。与圆照并称，故世呼大小圆照云。入寂于徽宗大观三年。
智门光祚之门下，与雪窦同门者有延庆子荣，其法嗣名圆通居讷，居庐山圆通寺。与欧阳修交，颇为所重。内侍李允甯舍汴京第宅为禅寺，敕赐额，名十方净因寺。欧阳修奉天子（仁宗）命，推选居讷居之，居讷以病辞，举大觉怀琏代之。当是时，汴京两街诸寺，悉属法相宗、南山律宗；至于禅宗、天台，但行于各地方。自有此净因寺，禅宗始行于京都。大觉者，怀琏之敕赐号也。居讷入寂于神宗熙宁四年。怀琏入寂于哲宗元祐五年。
云门之法流，当以明教契嵩为最知名。嵩字仲灵，藤州镡津人，居杭州灵隐寺。著《传法正宗记》（十卷）、《定祖图》（一面），定禅宗法脉之异论。此外述《辅教编》（三卷），上之仁宗；敕加入《大藏》之中；赐号明教大师。辑其文曰《镡津文集》（十九卷）。入寂于熙宁五年。
宋以后，云门之法，当与临济并盛。徽宗皇帝序《续灯录》曰：“自南岳青原而下，分为五宗；各擅家风，应机酬对；虽建立不同，而会归则一；莫不箭锋相拄，鞭影齐施；接物利生，启悟多矣；源派演迤，枝叶扶疏，而云门临济二宗，遂独盛于天下。”由此观之，其盛可知矣。及宋都南迁，蒙古北入，云门宗遂致衰微；入元，其法系遂全不可考矣。《五灯会元续略》曰：“云门宗，自宋迄元，代不乏人；如圆通、善王、山济，俱明眼宗哲，法席甚盛；但嗣法莫可考，岂深藏其德而不求著耶？抑末流闻见之不广也。”又载宋末云门禅僧数名，但其系统未明。兹示云门宗主要人物略系于下：
曹洞宗之微弱，不如沩仰、法眼，其盛亦不如云门、临济。虽特称为曹洞宗，而洞山、曹山以来之正系，法脉后绝；唯赖云居道膺之一脉，曹洞之泉，得以不涸；降至元代，其末叶繁盛，乃出于意外。瑞州洞山良价，敕谥号悟本禅师。唐末人，入寂于懿宗咸通十年；曹山本寂，敕谥号元证禅师。居抚州曹山，入寂于昭宗天复元年。五家之中：曹洞、沩仰、临济三宗，起于唐末；其云门、法眼二宗，则起于五代。
洪州云居山道膺，入寂于昭宗天复元年。敕谥号弘觉大师。六传而至芙蓉道楷。道楷初受诏，居东京十方净因寺，更移住天宁寺。且赐紫衣，并赐号定照禅师，道楷上表固辞，谓常发誓愿，不受利名，若自违素愿，何以教人，频谕不从。天子徽宗大怒，置之狱。时有司知楷忠诚，乃问曰：“有疾则可免罪，长老有疾乎？”楷毅然答云：“生平未尝妄语，岂敢诈疾以求侥倖。平日有疾，今实无。”遂迫令还俗，流于缁州；时大观元年事也。翌年免罪，结庵于芙蓉湖上；《续传灯录》载“数百人环绕坐卧；楷虑祸，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犹百许人”云。后所居之寺，敕赐华严禅寺之额。入寂于徽宗重和元年。其法资有丹霞子淳；入寂于宣和元年，即芙蓉卒之翌年。丹霞之下出清了、真歇，谥悟空禅师。正觉，俱名匠也。正觉名声最振，居明州天童山，寂后谥宏智禅师。入寂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其《从容录》（三卷）与《碧岩录》，俱为禅学者所称；盖即天童宏智之《颂古百则》，万松行秀评唱之以示众者也；万松退隐之所，榜曰从容庵，故命名《从容录》云。
万松老人行秀，构万松庵于顺天府报恩寺，其后转住万寿寺、栖霞寺，晚年造从容庵，为退居之所。《从容录》因湛然居士从源之请而成。此外尚著《祖灯录》（六十二卷）、《辨宗说》（不详卷数）等书。入寂于蒙古定宗二年，当南宋理宗之淳和六年。
宋季以后，曹洞大势，《五灯会元续略》载之綦详；曰：“曹洞宗至宋季尤盛于河北；所以元世祖大集沙门，惟少室裕祖，高贤鳞附，如黄钟为八十四调之首，如车毂为三十六幅所归，洵至盛矣，谁与京焉。独惜明兴以前，金辽以后，河北为战争之所，名刹兵秽，格言燹加。如洛之白马、天庆，嵩之少室、龙潭，熊耳之空相，磁之大明，泰之灵岩，燕之报恩、万寿，灯灯不绝，班班可纪，而人罕被其光。至今仅存云门、寿昌、少室三叶，颇称繁衍；但清凉已上，间有一二宗支，无从考核。”由此文观之，少室雪庭之福裕、云门之圆澄、寿昌之慧经，三派法脉后存，其所弘布，以在北方者为主。适金、辽、蒙古交侵，北方成为战场，大寺多蒙灾祸；其间有行秀等盛行法化，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此宗之行，亦云盛矣。
兹示曹洞宗略系于下：字傍附圆圈者，示来自日本之人。
禅之五派中，其末最盛者，临济宗也。至宋时分杨岐、黄龙二派，而杨岐宗之法孙，最为繁荣。世以此二宗加于五家，呼为五家七宗云。
临济义玄，嗣黄檗希运断际禅师。之法，由南方北来，居镇州临济院，后移大名府兴化寺东堂。入寂于唐懿宗咸通八年，敕谥号慧照禅师。临济之后，经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沼至首山省念，为汝州首山之第一世，更居汝州叶县之广教、宝应诸寺。首山嗣法中，有名者，为汝州叶县广教院之归省、潭州神鼎之洪諲、襄州谷隐山之蕴聪、汝州广慧院之元琏，及汾阳太子院之善昭等。善昭传之石霜楚圆，杨岐、黄龙，分于石霜之下。
黄龙慧南，敕谥普觉禅师。入寂于神宗熙宁二年。生前法席之盛，评者以为可比马祖百丈。嗣法者颇多，《续灯录》载有八十三人，其中以宝峰克文、晦堂祖心、东林常总三人，为其法流之最广者。宝峰克文居洪州泐潭，前曾住庐山归宗寺，真净禅师，其敕赐号也。入寂于徽宗崇宁元年。晦堂祖心，继慧南法席，敕赐号宝觉禅师；入寂于哲宗元符三年。其法嗣有死心悟新、灵源惟清等四十余人。东林常总，居江州东林兴龙寺；嗣法达六十二人之多，开先行瑛、泐潭应乾，其显著者也。
兹就杨岐派略述之：此派在五祖山法演之下，出佛鉴（慧勤）、佛眼（清远）、佛果（克勤）三佛。三佛中，佛果克勤之法，尤为盛大，实为虎丘、径山二大系所自出。
杨岐方会，入寂于仁宗庆历六年。嗣法者凡十二人，白云守端为其上首，为圆通居讷所推选，历住承天、圆通二寺，后迁法华、龙门、兴化、海会诸寺，所至归依者众，有如云集。入寂于熙宁五年。蕲州五祖山之法演，嗣其法，法嗣二十余人。昭觉克勤，其一也，以原本《雪窦颂古》，加以垂示、着语、评唱，造《碧岩集》而得名。初在成都照觉寺，后会张商英无尽居士。于荆南，应其请而留碧岩。复受诏移住金陵蒋山，更奉敕住元宁、万寿诸寺。建炎初，又转镇江金山。时值宋都南迁，南宋之初，高宗赐号圜悟禅师。高宗绍兴五年。太平慧勤，与昭觉克勤齐名，人咸称之曰：五祖下之二勤；慧勤居舒州之大平寺。清远住舒州之龙门寺，其下有牧庵法忠，牧庵下有普庵印肃。
克勤法嗣，多至七十五人，其法流以虎丘、径山为最大。虎丘一派，分松源、破庵二流；径山一派，分灵隐、北涧二流；兹示之于下：
平江府虎丘之绍隆，入寂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其法嗣仅昙华一人；昙华有嗣法八人，卓越者，咸杰一人也。咸杰之下，自松源、破庵等出，此派渐盛，破庵之后，尤极繁荣。松源崇岳，曾住景德灵隐寺。宁宗庆元六年，上书乞退居东庵，许之。松源入寂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之法，当镰仓中晚之际，盛传于日本，即中国宋末元初时也。
破庵之法，传于径山师范。师范历住雪窦、育王、径山诸寺，理宗时，召至修政殿说法，赐号佛鉴禅师。著有《语录》五卷行于世。入寂于理宗淳和九年。据系谱所载，日本镰仓时代禅宗诸人，嗣径山之法者甚多。
径山宗杲，初参曹洞禅，因曹洞禅过重传授，以为禅乃佛自悟自证之法，岂别有传授者耶？于是去而之临济，承圜悟之法。在圜悟门下，最称卓越，名重一时。高宗命住育王，又受诏迁径山；孝宗时，赐号大慧禅师。入寂于孝宗隆兴元年。嗣法者九十余人。《续灯录》曰：“鼎需、思岳、弥光、悟本、守净、道谦、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广大，先师而殁；其余皆道化一方，临济宗旨益振焉。”大慧之下，德光之门，分灵隐之善、北涧居简二派。出于径山智及门下之道衍，即助明成祖举兵之姚广孝也。
元以后，禅宗与喇嘛教俱盛，盖助元世祖成业之刘秉忠，谥文贞本属禅僧，故于临济宗之宏传称便焉。先是，秉忠居云中南堂寺时，适值海云印简，应世祖之召，乃随之而往。印简颇为世祖所尊信，故称为临济之中兴。武宗至大二年，敕赵孟撰《临济正宗碑》，其文曰：“海云大宗师简公，性与道合，心与法宜；细无不入，大无不包；住临济院，能系祖传，以正道统；佛法盖至此而中兴焉。”其推崇可谓至矣。刘秉忠乃出于印简弟子可庵朗公之门下者也。
元代破庵一派之高峰原妙，其弟子以中峰明本、正宗了义为最著，而明本尤杰出。仁宗延祐五年，礼聘之不至，赐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谓其院曰正宗。英宗亦敬信之。寂后七年，在文宗时，更赐谥为智觉禅师。顺宗之世，以其《语录》三十卷，加入《藏》中，更赠号普觉国师。入寂于英宗至治三年。朝廷之尊崇，可谓至矣。中峰之法，在足利时代，盛传于日本。
明太祖本为禅僧，故明之佛教，大半属于禅宗。明末临济宗，据载在《会元续略》者观之，此大势可以窥知矣。《会元续略》曰：“临济宗自宋季稍盛于江南，阅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而韬光敛瑞，民莫得传；惟是天童、磬山、车溪三派鼎峙，支那学者，依为出世梯航。”要之：明末清初之际，禅宗已无昔日之盛，其系统可寻者，仅天童圆悟、磬山圆修、车溪性冲等三派而已。三人俱明末人，车溪寂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天童寂于毅宗崇祯十四年；磬山与天童同门，寂于崇祯八年；其时代盖相同也。
圆悟，号密云，宜兴蒋氏子。耕樵为业，年三十，弃家事龙池传和尚。掩关千日，后过铜官山顶，忽觉情与无情，焕然顿现，觅纤毫过患不可得，遂大悟。凡六坐道场，法席最盛，临济之传，称为中兴。时天童古刹久废，悟慨然重兴之。所嘱咐弟子十二人。悟有《语录》十二卷行世。
圆修，字天隐，荆溪闵氏子。依龙池剃染，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工候急切，至百余日，偶读《楞严》至佛叱阿难此非汝心处，默然有省。厥后掩关两载，终日蒲团；正在绝念忘境之际，忽闻驴鸣，豁然大悟。于万历庚申，结茅磬山，渐成大刹。门下人才之众，与圆悟相埒。
同时有憨山大师德清，受禅于云谷法会，叹六祖大师旧址颓废，再兴之。其著述颇多，化度至盛。入寂于熹宗天启三年。兹举其著述之重要者于下：
《法华经通义》七卷
《法华经击节》一卷
《圆觉经直解》二卷
《大乘起信论疏略纂要》一卷
《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
《观楞迦经记》十八卷
《金刚决疑》一卷
《般若心经直说》一卷
《肇论略注》二卷
《八十八祖真影传赞》五卷
《中庸直指》一卷
《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庄子内篇注》四卷
又憨山《梦游集》（五十五卷），乃其门人据憨山手记而编辑者，此外尚有《憨山语录》（二十卷）。
明末高僧，有云栖袾宏，或以为属华严宗，然其一生所弘扬者，多属净土。盖宋明以后，各宗殆无不兼崇念佛也。曾至京师参遍融、笑岩二师；天奇本瑞之法孙。嗣至东昌，途闻鼓声，忽然大悟。因其居杭州云栖，入寂于明熹宗万历四十三年。故世称云栖大师云。其著述如下：
《楞严经摸象记》一卷
《阿弥陀经疏钞》四卷
《阿弥陀经疏钞事义》一卷
《阿弥陀经疏钞问辨》一卷
《四十八问答》一卷
《净土疑辨》一卷
《西方发愿文》一卷
《遗教经论疏节要》一卷
《禅关策进》二卷
《梵网菩萨戒疏发隐》七卷
《沙弥律仪要略》一卷
《往生集》三卷
《缁门崇行录》一卷
《直道录》一卷
《自知录》一卷
《山房杂录》二卷
《云栖遗稿》三卷
《竹窗随笔》三卷
《正讹集》一卷
此外尚有《云栖规约》、《僧训日记》、《戒杀放生文》、《放生仪》等小篇。盖云栖本出于禅，又盛弘念佛，与天台蕅益，并称明末二大明星。闻谷大师广印，云栖弟子也，为作塔铭称之曰：“一度弟子，千有余人；得戒弟子，万有余人。”足证其化导之盛。
紫柏真可大师，亦当时英俊，尝至京师参遍融禅师，后游诸方，历参知识。念《大藏》经卷帙重多，外间不易得见，因改刻方册，俾易流通；命其弟子密藏、幻予，先后任刊刻之事；贮板于径山寂照庵，世所称《径山藏》是也。闻谷碑铭中，称闻谷慕紫柏事迹，兴寺于其旧址。憨山大师亦颇忻慕之。著有《般若心经说》（一卷）、《般若心经要论》（一卷）、《般若心经直谈》（一卷）、《紫柏老人集》（二十九卷）、《紫柏老人别集》（四卷）等书。其嗣法系统亦不明。
（五）诸宗融合之倾向
宋初佛教再兴，汴京中央诸寺，仅有法相宗、南山律宗；禅宗、天台宗，只盛行于江南，其北传也，为时颇后；前已述之。是知法相宗，自为天台宗荆溪大师论破以后，尚借玄奘余力，行于京都，已无学德兼备者足传于后世。降及元代，历史所传者，惟镇江普照寺之普喜（吉祥禅师）、秦州景福寺之英辨（普觉）及云岩之志德（佛光大师），称为元初学者而已。又明代有明昱者，唯识宗掉尾之大家也，著有《三十唯识约意》（一卷）、《百法明门论赘言》（一卷）、《观所缘缘论会释》（一卷）、《观所缘缘论释记》（一卷）、《唯识论俗诠》（十卷）、《因明入正理论直疏》（一卷）、《三支比量义钞》（一卷）等书。但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后，玄奘弟子窥基等所著之论疏，皆遭焚毁，中土失传；明昱殆未寓目，其传承既不详，所说亦多乖玄奘本旨。凡明代人之解释法相者，皆有此误，固不独明昱为然也。
明代禅、教、讲之区别，恐系宋末以来一般人之说；其教中似含有秘密佛教之仪式。故秘密佛教，在社会方面，颇占一部分势力；但在佛教史上，则无可记之事实。唐末宋初，秘密佛教人才间出，自后即不能窥知矣。
其仅可记者，为讲求学问之华严宗，与实际佛教之念佛宗。但此二者，亦不能谓为纯粹之华严宗，或纯粹之念佛宗；盖此等宗教状态，或受天台之影响，或与禅宗混合而成也。
华严宗，宋初有长水子璿，即世所称长水大师是也。自澄观大师传圭峰；圭峰传彻微；彻微传海印；海印传法灯；法灯传长水；华严宗至此，始复兴盛。相传长水初学华严于秀州洪敏，后闻琅玡慧觉汾阳善昭之下。之名，随之学禅。将嗣其法，琅玡谓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励志扶持，以报佛恩。”乃奉师训，居长水说《华严》，其徒多及千人。以贤首教义著《首楞严经义疏》（二十卷）、《大乘起信论疏笔削记》等书，知名于世。
长水之后有净源，其先出泉州晋水，故世称晋水净源。学《华严》于五台山承迁，《宗脉记》则以为子璿亦承迁弟子，而以宗密而下，经传奥、从朗、现而至承迁，以承迁亦现之弟子，但承迁之传不详，承迁著有《注金师子章》一卷，今存。后亦受教于长水，最后居杭州之南山慧因寺。当是时，华严宗经典，多所散佚，适高丽之义天，来华学佛教，所携华严经典甚多，尝决疑于净源。因此华严宗之书，得复归于中国。义天还高丽后，以《华严经》一百八十卷赠净源，即《六十》、《四十》、《八十》三译即世称《三大华严》也。净源得此，为别建华严阁以藏之。故世亦谓慧因寺为高丽寺，称净源为华严宗之中兴者。著有《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一卷）、《原人论发微录》（三卷），与师会之《一乘教义分齐章复古记》（六卷）、《焚薪》（二卷），希迪之《五教章集成记》（一卷），道亭之《五教章义苑疏》（十卷），称宋四大家。元初有仲华文才，直觉国师。《佛祖通载》谓其著有《慧灯集悬谈详略》、《肇论疏》等书。其弟子有大林了性、弘教大师。幻堂宝严，京师之大宝积寺之妙文，亦为此宗之达者。明代有别峰大同，本学《华严》于春谷法师怀古肇公；后参中峰，中峰告之曰：“贤首之宗，日远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张大之，毋久淹乎此也。”遂专弘《华严》。弟子之嗣法者，分布列刹。著有《天柱稿》、《宝林类编》。同时有古庭善学，受《华严》于宝觉简公，融会甚深微妙之旨，学者宗之。降及明末，圆镜亦以学《华严》知名于世。云浪法师恩公，绍天界无极老人之统，承贤首二十三世之系，弘《华严》于金陵；三演大疏，七讲玄谈，尽得华严法界圆融无碍之旨；弟子分化四方者甚多。观元明之际，此宗学者，似尚不少，或者因其对于《华严》不能有所发挥，此宗遂渐就衰微乎？未可知也。
清凉宗密以后，华严颇近禅宗；长水既传琅玡之禅，别峰亦因中峰禅师之言，而弘《华严》；当时华严与禅之关系，略可推知。又自禅宗言之，法眼宗颇取华严教意，此可谓为取华严入禅者也。是则华严教义，纵存于元明之际，不过与禅相提携，以维持其余势耳。《宗脉记》以为自净源、冲观、师会、心、竹坡、悟、介、琼、南山、华春、谷遇，累代相承，而至别峰大同。
念佛宗，宋初以后，流传颇广，但非独立一宗。凡抱天台、华严乃至禅宗宗旨之人，以期念佛往生，或劝人念佛者，其人甚多，不遑枚举。天台宗之四明三派中，神照一家，颇劝念佛。神照慕古庐山之风，结白莲社而修念佛。其念佛修行之处，阅六七年而为大刹，仁宗时，赐以白莲寺寺号。神照之弟子曰处咸，曰有严，曰处谦，《佛祖统纪》均有传。《处谦传》曰：“熙宁乙卯（八年）四月丙寅，晨兴，沐浴更衣，集众讽《普贤行法》、《阿弥陀经》。乃曰：吾得无生日用久矣，今以无生而生净土。即入定寂然。”《有严传》曰：“畜一钵无长物，躬拾薪汲水，食惟三白；毗尼条章轻重等护二十年；专事净业，以安养为故乡。作怀净土诗八章，辞情凄切，人多乐诵。常时所修三昧，多获瑞应。”有严著有《阿弥陀礼文》。左伸，亦神照之弟子，刻西方三圣像，旦夜虔事。临终，请僧讽诵《阿弥陀经》未彻，即云：我已见佛光矣。遂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逼吾前，称佛结印而化。
处谦弟子曰净梵，曰择瑛，曰思照，曰行人宗利，俱念佛行者，其传载在《统纪》。《净梵传》载“十岁出家，常念阿弥陀佛”。《择瑛传》载有《净土修证仪》、《阿弥陀佛身金色之偈》；又辨西方此土二种观门之相，以劝专修净业者；殁时亦“西向讽《弥陀经》，卷终而逝”。《思照传》曰：“专修念佛三昧，筑小庵曰德云；后连小阁，为观落日之所。刻三圣像，每夜过午，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系念，终其身三十年。一旦语其徒曰：夜梦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请僧七日以助念佛，屈指作印，奄从坐化。”《宗利传》亦云：“于静定中神游净土，见宝池莲花宝林境界；寻诣新城碧沼，专修念佛三昧，经历十年。”在处咸弟子元慧之下者，有了然，其传亦载“集众说法；复大书曰：因念佛力，得归极乐。凡在吾徒，宜当力学。即沐浴更衣，与众同诵《阿弥陀经》，至西方极乐世界而逝”等语。以上所举，皆神照家也，其念佛修行之盛可知矣。
又念佛、天台二宗，关系最为密切；天台之行者，多修念佛，以期往生西方。故不能仅谓为神照家念佛，今不过示其特著之一家而已。此外天台诸家之念佛者，代有其人，不遑枚举。唯石芝宗晓出于广智家之末。即著《乐邦文类》、《乐邦遗稿》者。与净土教关系最深，故表而出之。
《释氏稽古略续集》载元明之际，天台学者绝宗善继、瞽庵显示、无碍普智，皆专修净业，或弘扬之。《诸嗣宗脉记》载竹庵可观之法，传于北峰宗印；北峰之下，有相洲怀坦、剡源觉先、佛光法照等。自佛光经子庭师训出东溟慧日；其下有无碍普智。又自剡源，出云梦泽、佛鉴铦；二人门下各有著名之大师，即虎溪怀则、湛堂性澄是也。瞽庵、绝宗二人，共出湛堂之门。此外明初之蘧庵大祐，为玉冈蒙润之弟子，兼天台、华严之学。著有《弥陀略解》、《净土指归》等书，行于世。
宋以后，诸宗学者，兼力弘念佛之高僧，当以唐末之永明延寿、宋初之灵芝元照、明末之云栖袾宏、蕅益智旭为最著。
永明延寿，法眼宗之大宗匠也。著《宗镜录》。见前法眼宗下。应吴越忠懿王之请，住灵隐，后迁永明。禅与念佛兼修，夜则往别峰，修行道念佛之法。忠懿王为之建西方香严殿焉。石芝宗晓，在古来净土行者中，选出最著者七人，为莲社之七祖，呼延寿为其第六祖。（第一祖庐山慧远；第二祖光明善导；第三祖般舟承远；第四祖五会法照；第五祖新定少康；第六祖永明延寿；第七祖昭庆省常。）
灵芝元照律师，以天台教义释律；且当时禅宗甚盛，动逸纲纪，见持守坚固者，反嘲为执相，弊害甚大，遂唱导教、律、禅一致之论。同时以念佛之教，普劝道俗。其翻刻慈愍三藏文集也，宗旨有二：一为明慈愍之教、律、禅一致之说；一为供其弘通念佛教之用。《慈愍集》今不存，故内容不明。
“长芦宗颐，与当时名胜，盛结莲华净土念佛社”，乃《释氏稽古略》引《苇江集》中之语，盖在宋哲宗时代与元照同时也。所谓莲华念佛，其慕庐山白莲社之遗风乎。灵芝律师之前，当真宗之世，有圆净法师省常者，慕庐山之风，隐遁西湖之滨，结白莲社修念佛，后改净行社。当是时，入社者甚多，谓与昔时慧远之社媲美而无惭德。省常寂于真宗天禧四年其后则有天台神照一如之念佛，慕庐山之风，建白莲寺，修念佛，已如前述。又元照之普劝念佛；同时有给事中冯楫，与贤士大夫、高僧逸士，思继庐山莲社遗风，月修系念净土会。又圆辨道琛法师，所至建每月二十三日之净土系念道场，与禅、律、讲诸宗学者道俗，同修念佛，不期而至者，常逾万人。宋代白莲社念佛之盛，可以知矣。
明有庐山遍融，后入汴京，盛弘其教，受上下流归向；云栖大师，曾参谒之，遍融告之曰：“不要贪名图利；勿扳缘贵要之门；唯一心办道，老实持戒念佛。”云栖虽亦参笑岩，迹其生平，似颇受遍融之感化。
云栖大师，于弘通念佛，有甚深之因缘，于前举之著述，可以知之。云栖本禅宗之人，其教理之解释，则用华严宗，此盖受其师遍融之影响。《续稽古略》称遍融“证华严三昧，得大解脱法门”，可知其系华严宗人。故云栖判念佛教，谓其在小始终顿圆五教中，正属顿教，而兼通终圆二教也。
蕅益大师智旭，俗姓钟氏。少好儒，颇斥佛教。十七岁，读云栖《竹窗随笔》，大悔悟。二十四岁，梦受教于憨山，欣然慕之，以道远未能往学，乃依雪岭出家。雪岭，憨山弟子也。盖蕅益本出自禅宗，后拟注《梵网经》，作四阄问佛？一曰宗华严、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法相、四曰自立宗，频拈得天台，遂潜心研究天台著述。晚年住灵峰，世称灵峰老人。但蕅益于律、法相、念佛种种方面，著述颇多。因近世天台学者，与禅宗、华严、法相，各持门户之见，不能和合，心勿谓然，故决不以一宗学者自居。寂于永历元年其著述现存者如下：
《楞严经玄义》二卷
《楞严经文句》十卷
《楞伽经玄义》二卷
《楞伽经义疏》九卷
《盂兰盆经新疏》一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玄义》二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四卷
《金刚般若经破空论》一卷
《金刚般若经观心释》一卷
《般若心经释要》一卷
《法华经会义》十六卷
《法华经纶贯》一卷
《佛遗教经解》一卷
《四十二章经解》一卷
《八大人觉经略解》一卷
《阿弥陀经要解》一卷
《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合注》七卷
《梵网戒本经笺要》一卷
《梵网经菩萨心地品玄义》一卷
《四分律大小持戒犍度略释》一卷
《斋经科注》一卷
《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一卷
《羯磨文释》一卷
《在家律要后集》三卷
《律要后集》一卷
《梵网经忏悔行法》一卷
《毗尼事义集要》十七卷
《沙弥十戒威仪录要》一卷
《大乘起信论裂网疏》六卷
《唯识心要》十卷
《三十唯识直解》一卷
《大乘百法明门论直解》一卷
《观所缘缘论直解》一卷
《观所缘缘论释直解》一卷
《因明入正理论直解》一卷
《大乘止观法门释要》六卷
《八识规矩颂直解》一卷
《唐奘师真唯识量略解》一卷
《六离合释法式略解》一卷
《教观纲宗》一卷
《法华玄义节要》二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忏仪》一卷
《赞礼地藏菩萨忏仪》一卷
《大悲行法辩伪》一卷
《阅藏知津》四十八卷
《法海观澜》二卷
《绝余编》四卷
《见闻录》一卷
《辟邪集》一卷
《灵峰宗论》三十七卷
《选佛谱》二卷
《重订诸经日诵》二卷
《周易禅解》十卷
《四书解》卷数不详
蕅益之意以为佛教各宗，虽分派相争，然元来目的则一，不外乎明其自心而已。故唱诸宗融合一致论，谓佛教有教、禅、律三大区别：禅为佛心；教为佛语；律为佛行；此三者具备，始为完全佛教。执一以相争者，乃学者之误谬。此蕅益对于佛教思想之大体也。
总之，宋以后之佛教，唯禅独盛，以无所羁束为高，其弊在放浪；因惹起其他教律之抗争，不易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谓禅、教一致，或唱三学一源，以企其融合。其教中则以天台、华严、法相、念佛四者为主要也。此教、禅、律三者一致论之结局，而蕅益大师于是出世矣。蕅益之地位，于其著述之广，可以知之。元代虎溪怀则著《佛心印记》，对抗禅宗、华严宗，以天台为佛祖正传之心印，乃最有名之学者也。
佛教内部既有融合论，而对于道、儒二教一致之论亦渐起。佛教徒注儒书及《老》、《庄》，以谋发挥其旨者亦渐多。但老子与佛教类似之处颇多，故其间争论亦烈，同时亦有相近之倾向。始于南北朝时代，前既言之矣儒家与佛教之性质，相去较远。儒为世间法，可称政治学；佛为出世间法，属于宗教；范围不同，故其争较少。降及宋世，理学勃兴，形而上的宇宙论，近于佛老所谈，争端复烈，势所必然。盖宋儒之学问，大都受佛教影响，其后王阳明之良知说，亦决不能出佛教之范围；而与儒教以莫大影响者，自属当时最盛之禅宗。于是佛儒因性质类似而相争，未几，又产出融合论矣。
唐韩退之、宋欧阳修之毁佛也，概系攻击其表面上之事实，即附随于佛教而行之迷信，或其弊害。而未能达佛教之教理，触其深远之问题。至柳宗元颇反对韩退之，而为佛教辩护；苏东坡则笃信佛教，于教理研究颇深。是则儒者中之儒佛一致论，唐时已有之矣。
佛教徒中，攻击儒教最有名者，莫如宋之契嵩。其《镡津文集》中，载有《非韩》三篇，取韩退之之文，一一驳诘，殆无余蕴。然就其《辅教编》观之，契嵩受儒教影响亦颇甚；其孝论，即以佛教而融合儒的世间教；此契嵩所以为儒佛一致论者中之最古者也。当是时，欧阳修、李泰伯，盛为排佛论。契嵩往晤李泰伯，论儒释吻合，为之作《原教》、《孝论》。泰伯颇喜其文，异其说，致书欧阳修誉之。
其后明之愿证，著《观幻子》谓合儒释一贯之妙；沈士荣著《续原教论》，讨论三教异同；姚广孝出《道余录》，驳二程朱子之说；明太祖亦有《三教论》、《释道论》。此外禅僧中，有论道儒二教者；儒者中，亦多有论佛教者；今姑从略。惟就明末最后出之三教融合论者，憨山、蕅益二人述之：
憨山有《中庸直指》、《老子解》、《庄子内篇注》等书。蕅益有《四书解》、《周易禅解》等书。憨山之《老子解》，卷端有《观老庄影响论》，一名《三教源流同异论》。其主张三教一致，最为明显，实欲以禅意使三教合一者也。其文曰：“余尝以三事自勖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矣。”又曰：“孔子，人乘之圣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入天；声闻缘觉，超人天之圣也，故高超三界，远越四生，弃人天而不入；菩萨，超二乘之圣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来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则超圣凡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由此观之，憨山三教一致之要领，可以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