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 说

　　近世佛教，乃就有清一代，及民国以来佛教兴衰言之。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尽力振兴儒教；对于佛教，亦颇提倡。喇嘛教本为元明二代之怀柔藩部政策，其寺院之配置，僧侣之阶级，廪饩之额数，皆有定制。清代所护喇嘛，皆黄衣派，而称本国固有之佛教徒为青衣派。然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于固有之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至光绪年间，士夫竞谈变法；输入西洋哲学，推翻墨守儒说之成见；同时研究佛学之风，亦勃然兴起。民国以来，战乱不息，人心觉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创设佛教会，刊刻经典，各省皆有此机关焉。

　　（二）清代之喇嘛教

　　喇嘛分西藏、蒙古二支，已于第十六章述之。清制：喇嘛分驻京喇嘛，及西藏、蒙古各部喇嘛，而皆受前藏达赖喇嘛之管辖。喇嘛官秩，达赖、班禅以下，有札萨克、苏拉、德木齐、格斯贵等名。驻京者，设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达喇嘛十七人，副达喇嘛四人，苏拉喇嘛十九人，教习苏拉喇嘛六人，德木齐三十一人，格斯贵五十人；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内务府三旗，及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皆设置喇嘛若干人。此外热河、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处，咸设喇嘛；额缺升转，皆照驻京喇嘛之例。

　　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喇嘛百有八人。十四年，后寺中，唪经喇嘛，定为四百人。雍正帝在藩邸，即喜研内典，受国师章嘉呼土克图之指导。及即位，兴修此邸，号雍和宫，为京师第一大庙，设王大臣管理之。宫内中正殿，为喇嘛唪经之所，定例：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殿，唪《无量寿经》；以三人在后殿，唪《龙王水经》。

　　乾隆元年，议准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九百五十九名。后增建福祐寺，食钱粮之格隆、班第，共三百一十四名；皆未得度牒，乃按名补给。其额外所收之徒，遇食粮有缺，方予充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分主前后两藏。乾隆时，理藩院造册：至第六世达赖，所辖寺庙，计有三千一百五十余所，共计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余人；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共计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

　　（三）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限制

　　满洲民族，早崇喇嘛教，与蒙古相似。清初诸帝，对于佛教，颇示尊崇，故保护亦备至。雍正《御选语录》有云：“我朝之初居东土也，风俗淳古，实忠实孝。历代敬礼佛天，而于僧道，并无不问高下，一概尊敬之事，与蒙古习尚迥殊。”是知清代之尊敬佛教，非漫无区别，一概盲从者也。

　　清代一方尊重佛教，同时于寺观之建置，僧尼之剃度，又严加限制。顺治年间，定僧道官制，京师设僧录司、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设僧纲司；置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曰僧正司；县属曰僧会司；各掌其属释教之事，悉依明制。

　　对于寺观庵院之建立，所定限制，甚为严厉。《大清律例·户律》中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先年额设。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民间有愿创建寺观者，须呈明督抚具奏，奉旨，方许营建。”

　　又出家亦悉依明代以来旧制，须由官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大清律例》中亦有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然此项限制，事实上乃因僧道无户籍，可免纳丁税而设。自雍正年间，并丁税于漕粮，僧道之多寡，与税额无何影响，于是度牒之制，遂无形而废弛。

　　又“民间子弟，户内不满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有罪。应付火居等僧道，不准滥受生徒，其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如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受不止一人者，均照违律论罪。”

　　此等限制，定例虽严，然其后亦为具文，僧徒随意出家，比比皆是。或穷乏不能自存，则遁入空门；甚至犯罪者，亦借寺庙为藏匿之地。古人所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者，至是寖失其本意矣。

　　（四）清初诸帝之信佛

　　（甲）顺治帝之参禅

　　顺治帝自统一中原以后，一改满洲专崇喇嘛之旧习，而归依禅宗，颇致力于参究。观其与玉林琇和尚，及其弟子溪森和尚之关系，可以知之。玉林名通琇，系临济第三十一世，即磬山圆修之弟子也。顺治十五年，曾下敕谕，特遣使迎接玉林，有云：“尔僧通琇、慧通无始，智洞真如，扫末世之狂禅，秉如来之正觉。”又十六年敕谕有云：“尔禅师通琇，临济嫡传，笑岩近裔。心源明洁，行解孤高，故于戊戌之秋，特遣皇华之使，聘来京阙，卓锡上林。朕于听觉之余，亲询释梵之奥，实获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门之龙象，禅苑之珠林者也。”其尊崇可谓至矣。玉林至京，顺治帝即于万善殿，请师升座说法；后迎入西苑，时时问答；遇合之隆，一时无比。既而玉林坚请还山，帝许之，留其首座溪行森，问答称旨。赐玉林号为大觉普济禅师，溪为明道正觉禅师。

　　然顺治帝之参禅，乃自憨璞和尚始。《宗统编年》载憨璞和尚，住京都海会寺，都门宗风，自此大振。顺治帝因狩南苑，幸海会，延见憨璞和尚，始与禅宗接触云：

　　顺治十四年，冬十月，海会憨璞性聪和尚，结制万善殿。先是：上狩南苑，因幸海会，延见聪，奏对称旨。复召入禁庭，问佛法大意，乃诏结冬万善殿，赐明觉禅师号。上后谓天童忞曰：朕初虽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

　　顺治帝自憨璞奏对之后，乃留心参究，既有玉林师弟，复召玄水杲和尚，说法于内庭。十六年，冬，天童道忞和尚，奉召入京，进见于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帝亲至方丈问法。时溪森、玄水杲、憨璞聪，皆承召对。十七年，道忞还山，帝亲送出北门，赐号宏觉禅师。

　　帝于座右大书：“莫道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自警惕。与禅门耆学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握手，情逾师友。可知帝之参禅，必有心得，非一知半解者也。

　　（乙）康熙帝之崇佛

　　康熙帝在位六十年；对于儒教及各种学术，均积极整理，成《康熙字典》及《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巨著。而对于佛教，亦禀前代成规，特加保护。二十三年，南巡，临扬州之天宁、平山二寺，各有题词；天宁曰萧闲，平山曰怡情。至金山敕重加修建，亲制文勒石纪之，书匾额曰江天一览。此外所至江南名刹，多有题词。二十八年，二次南巡；至苏州邓尉山圣恩寺，亲拈香礼佛，赐额曰松风水月。至灵岩，赐书翠岚二字。复至杭州之灵隐云栖，而回江宁大报恩寺等处。所至遇山林学道之士，优礼有加。又曾发帑重修补陀罗迦普济寺，亲制碑记，有云：“海寇猖狂，寺宇梵刹，皆为灰烬。自康熙二十二年，荡平台湾，海波永息。朕时巡浙西，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重建寺宇，上为慈闱延禧，下为苍生锡祉。”又亲制重修天竺碑文，有云：“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康熙帝自言弱龄诵读经史，未暇览金经贝叶之文。观其所作碑记，乃抱儒释一致之思想，固未若顺治之能亲领禅悦，而其尊崇佛教，则犹先代之遗风也。

　　（丙）雍正帝之参禅

　　雍正帝于禅门，颇有造诣，自言得力于西藏喇嘛章嘉呼土克图。兹节引《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序文于下：

　　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

　　帝之为此言，盖初时惟知从佛教经典上研求，而未知心性中向上之事，与一般学人所犯之病相同。及接近国师，而方能省悟也。帝曾于康熙年间，延禅僧迦陵性音，屡为结制。帝着力参究，偶有省悟，性音赞为大悟彻底。帝不自信，叩问章嘉，章嘉则不许之，更勉其进步。故帝于章嘉，极端信仰，称为证明之恩师。

　　帝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古来禅师语录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编为十九卷，名《御选语录》。而以自己与人问答言句，收录于第十二卷，颇多奇拔之语。兹录一二则于下：

　　众生不了，犹如小儿放风筝相似，随风放去，风定却复收来。收来放去，实同儿戏，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每拈云：“脚跟下红丝断也未？”此语甚亲切。譬如风筝线断，纸鸢落在何处？参。

　　学人初闻道，空境易，空心难；究竟则空心易，空境难；空境而不空心，到处为碍；空心而不空境，触途成滞。应知心外复有何物可空，物外复有何心可空。所以云：“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少有分别心，则非第一义，若不如是，必不能守。

　　帝于即位之后，又在内廷与王大臣参究禅理，集此等诸人之语录，亦为一编，名曰《御选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也。其于净土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以为模范。《御选语录》中，采其要语，别为一卷。帝自制序文有云：

　　达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则什公弟子，讲译经文；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迨后直指心传，辉映震旦；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净土为着相菩提；置而勿论；不知不觉，话成两橛；朕于肇法师语录，已详言宗教之合一矣；至于净土之旨，又岂有二……曹溪十一传而至永明寿禅师，始以净土提持后学；而长芦北礀诸人，亦作净土章句。及明莲池大师，专以此为家法，倡导于浙之云栖；其所著《云栖法汇》一书，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会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后世。

　　雍正帝之重要著述，有《御选语录》十九卷，及《拣魔辨异录》八卷。《御选语录》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之四类：其正集中所采语录：为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祐、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雪窦显、圆悟勤、玉林琇、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师紫阳真人张平叔及自己所著圆明居士语录，加入之；外集则采云栖莲池大师语录；前集、后集，则采达摩以下历代禅师之语录；末卷更附刻《当今法会》。由此编次之意观之：正集中以张平叔，与诸禅师并列，以示紫阳之由道入释；于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罗什门下之僧肇，最后则又附入云栖。盖有调和教禅净三宗之意焉。

　　至于《拣魔辨异录》，乃为天童圆悟禅师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标立邪说，有背师旨；悟禅师会有《辟妄救略说》以驳斥之；而法藏之弟子弘忍，复作《五宗救》一书，以回护邪说；故帝特作此书，逐条驳正之，并将藏内所有法藏弘忍之语，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其所颁上谕有云：

　　法藏之言，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见；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天下后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辟之者，有德无位，一人之言，无征不信……朕为天下主，精一执中，以行修齐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但既深悉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豫识将来魔患之深，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帝盖鉴于明末禅门党同伐异之弊，徒在知见上逞机锋，而忘却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观《御选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认有五家之区别，而主张五家一致之说者。其驳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门户之见最甚者斥之耳。上谕又云：

　　粤稽三教之名，始于晋魏，后世拘泥崇儒之虚名，遂有意诋黜二氏。朕思老子与孔子同时，问礼之意，犹龙之褒，载在史册，非与孔子有异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数十年，倘使释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礼……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谓某为日，某为月，某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碍之见，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喻三教之异用而同体可也。观紫阳真人之外集，自可无疑于仙佛一贯之旨。道既一贯，愈可以无疑于三教并行不悖之理。爰附及于此，使天下后世，真实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广大识见，朕实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张三教一致之说者。以《史记》孔子问礼于老聃之故事，引证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谦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说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之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也。

　　（丁）乾隆帝之刻经事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从事雕刻，即所谓《龙藏》是也。然清代雕刻藏经，在康熙帝时，已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观》、诸部般若等二十二经，在内府出版。此《龙藏》乃经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汇刻书目》第十九册卷首释藏之夹注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开藏经馆，收奇黜妄，整理编刊。命和硕庄亲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颁发各省寺院；诚巨典也。”此可以为证矣。

　　乾隆帝又以满洲语翻译《大藏经》，《卫藏通志》卷首载《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

　　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

　　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翻译藏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六十二岁之时。《四库全书》历十余年告成；翻译藏经则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见也。又云：

　　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

　　是盖说明佛教之第一义谛，本来空寂，超越于祸福之说；以祸福引诱众生，使之趋避，乃佛教之方便说也。又云：

　　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西藏）；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由此观之，乾隆帝以国语翻译藏经之本意，可知矣。盖自宋初仿唐制，设译经馆，历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经》为国家事业之一。清室继之，而有《龙藏》之编辑，意在超越前代夸耀后世也。然元世祖命帕思巴，始创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召集藏蒙汉及西域学者，从西藏之《大藏经》，重译成蒙古文，称《蒙古藏经》。若清代无满洲语藏经，则视元为逊色。故乾隆帝汲汲图之，而有三方皆为臣仆，不可独阙国语《大藏》之言也。至于藉翻译藏经，希冀以国语普及中外人民，亦为彼大一统之梦想也。国语《藏经》有一百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二十四年，帝曾命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经中诸咒，详加订译，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计八十八卷，附《同文韵统》六卷、《字母读法》一卷、《读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当时颁发京城直省各大丛林，今则皆已不存，惟北京之雍和宫及观音寺各存一部；版藏内庭，亦已散失。近由居士徐文霨、蒋维乔、陈汝湜等发起，向观音寺借得原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流通。此四译对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业也。

　　（五）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

　　嘉庆、道光之时，国势中衰，当时佛教传承，亦无前此之隆盛。而一部分自命儒教之学者，又墨守韩愈辟佛之成见，尽力排击佛教。僧徒流品既杂，寺庙中几为游民托足之所，遂致自暴自弃，日陷于衰颓而不可挽矣。在此期间，有可注意之二事：即太平天国之排佛及居士之勃兴是也。

　　（甲）太平天国之排佛

　　咸丰年间，洪秀全特起于广西，建立太平天国。以耶稣教为号召，自称上帝之第二子，对于异教，一切排斥。故无论佛寺、道观及民间祠庙，师行所至，皆首先焚毁；神像经卷，破弃无遗。佛教上所受影响，殆匪细也。洪秀全以嘉庆十七年七月，生于广东之花县。七岁入村塾，天资敏捷，酷嗜史学，对古今兴亡大事，辄具卓见，为一乡所惊。后应试不第，见清廷政治腐败，官吏之贪黩，民生之困穷，遂有革命之志。是时有朱九畴组织上帝会，谋兴复明朝，彼与冯云山同往师事之。九畴死，秀全被推为教主。事闻于官，逮捕颇急，乃入耶稣教，借为护符。寻往香港，受英国某牧师教，得为广西之传道员，潜与其地豪杰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结交。会广西大饥，群盗蜂起，啸聚之众，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各从事掠夺。秀全乘机与冯云山、杨秀清等，设立保良攻匪会。正在练兵集饷举旗兴师之时，秀全忽佯死，七日而苏，告其部众曰：“上帝召余，告以天下有大劫，命余出而平之。”遂造《真言》、《宝诰》，用作经典，俾众读之，且曰：“入我乡拜我者可无事。上帝即吾父，耶稣为上帝之长子，余则次子也。”众皆惊异，信以为真，归依者日众。

　　道光三十年，秀全在平乐府之金田县起事。清室以承平日久，将骄卒惰，皆不能战；太平天国之军，所至克捷。十余年间，奄有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浙江等省，占天下三分之二。以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一月元旦，定都南京，秀全自称天王。直至同治三年，太平天国方覆亡。其间经过丧乱之时期，十五年；占领地域，十余省之广。凡在斯地之佛教，皆根本摧灭无遗，即至今日，各省尚多有旧时名刹，未曾恢复者，是诚佛教之大劫也。

　　太平天国虽以耶稣教为门面，实则自有其信条，除前述之经典外，有所谓《天条书》之制定，强制军民，绝对信仰。其内容禁止崇拜邪神，奖励日曜礼拜，赞美上帝恩惠，并禁窃盗奸淫杀害等。刊行小册，颁布各军队及各官衙，使人人各手一册。军人入营后二十一日，即强制背诵，不能者杀无赦；其严厉如此。兹摘记《天条书》之项目如下：

　　（一）天条书（意即上帝尊崇论）

　　（二）忏悔之规矩

　　（三）忏悔文

　　（四）朝晚拜上帝之仪式

　　（五）每饭感谢上帝之文

　　（六）遇灾病时求上帝救护之文

　　（七）凡遇生产婚嫁等一切吉事时供物祭告之文

　　（八）建造房屋及其他土工时祭告之文

　　（九）升天（死亡）祭告仪式

　　（十）日曜日之赞美歌

　　（十一）平时遵守之十诫

　　观上戒条，已将人生之自胎生以至老死，一切规定于上帝信仰之下。禁止崇拜邪神，则凡我国自古以来之祖先鬼神，概在排斥之列；佛教之不能存在，亦固其所，受祸之烈，盖较诸往昔三武一宗之法难，有过之无不及也。

　　（乙）居士之勃兴

　　清中叶后，佛教渐衰，加以太平天国之到处摧残，东南佛法，不绝如缕。同治以来，所以能重整旧规而兴复之，驯致清末民初居士勃兴者，以数十年中，比丘、居士，皆有杰出之人，提倡宏布，各尽心力故也。此事关系甚大，请详述之：

　　时则禅宗如金山、高旻、天宁等之倡导宗风，严整规模，能令入其中者，锻炼身心，变化气质，参方禅和，咸视为大冶洪炉。夫度牒试僧之制，废弛既久；更当大兵之后，削发披缁者，流品不齐；非用宗下恶辣钳椎，何足以祛旧习，振颓风？或讥其未免严酷，非知本之论也。故其有功佛门，实非浅鲜。虽表面上似于在家二众影响犹少，然如下述启发社会信心之诸师，皆自此中锻炼而出者；则饮水思源，即谓今日大多数居士，莫不受诸山之赐，亦无不可。

　　若就人言之，未易缕指，姑举其德望遍在人口者：有如赤山法忍、天宁清镕、鼓山古月、先主磬山后主留云之密融诸禅师，道高愿宏，随机接引，普及四众。复有台宗谛闲法师之师及师昆弟。大乱甫平，诸山即纷纷聘请宏经，逮至谛闲法师，法事尤盛，大江南北，浙水东西，岁无虚席。贤宗月霞法师，亦复分途并进，大启讲筵。于是男女居士，慕道皈依者，遂如东风启蛰，逐渐萌生。以上就比丘弘法者言之也。

　　更有特出之居士焉，即江都郑学川、石埭杨文会是已。学川因发愿刻经而出家，号刻经僧。文会见乱后经版无存，而梵册又不易请求披读也，因邀合同志，发起大愿，踵嘉兴藏式，专刻方册藏经。孜孜矻矻，抛弃一切世务，竭尽其精力资财而为之，数十年如一日。古德佚箸，更多方辗转向日本购求而归，校刊流布。文会道德学问，既足起人信仰，又以经书购求之易，故在家者研诵益多；遂于民四民七，由旅居北平之居士，两次聘请谛闲讲经，开向来未有之例焉。（向来讲经，皆由寺院发起。）

　　北平本未遭兵燹，彻悟禅师曾创红螺山道场，其后人复能遵守遗风于不坠。又有清一省元诸师，方便接引。居士信心，已有动机；迨两次宏经，清信之士，乃如萌芽之怒长。南方信士，原多于北，如狄葆贤已于光宣间，在上海创设流通处，继又创办《佛学丛报》，影响颇大。及北平两次宏经之后，上海众居士，亦接踵宏经。由是风发云涌，居士所立讲习之社、念诵之林、流通之所，蓬蓬勃勃，遍及于黄河、扬子、珠江三流域，蔚成今日之气象矣。

　　一事之兴，必待众缘，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尝试论之：同治以后，若无金山诸寺，以培植本源；无禅讲诸师，以启导敬信；佛门早不堪问矣，何况居士。然若无方册经书之流布，使僧俗便于研读，又岂能有今日之气象。然则居士之勃兴，望前思后，此中关系，诚非偶然也。若上溯清初居士中最著者，则有宋世隆、毕奇、周梦颜、彭绍升诸人，可谓为近世居士之先导。今依次述其历史如下：

　　宋世隆，字文森，长洲人。年四岁，听父读《金刚经》，即能诵四句偈。既长，补诸生。年五十余，有疾，偶触《华严经》无著无缚解脱句有会，遂长斋断欲，日诵《金刚经》。月余，病起。中秋夕，见堂前角灯，光不透脱，不觉感慨，默坐参究；久之，忽汗下通身，胸中廓然。作偈曰：“主主宾宾无主宾，分明指点愈迷津。偶然风触灯中火，却遇当家旧主人。”时天笠珍禅师，过苏之大云庵，世隆往谒，既见，即云：“龙脑薄荷，香闻天下。”师云：“可要乾矢橛么？”随问云：“如何是乾矢橛？”世隆云：“八面春风。”师云：“来此作么？”世隆云：“不求佛，不求法，要讨个了当。”师厉声曰：“万劫千生不得了。”世隆言下有省。师寻去之杭州南礀，世隆一再往谒之。在堂中有问未生前面目者，世隆应曰：“螺髻峰。”少顷，进见，师云：“好个螺髻峰，只恐未肯点头在。”因举六祖、神秀菩提树话，问和尚如何道？师云：“掀倒菩提树，打翻明镜台，髑髅都粉碎，处处绝尘埃。”世隆云：“也不过到此。”师拂衣而起，拍世隆肩曰：“如今可把六祖、神秀，并老僧与居士，缚做一束，抛向钱塘江里去。”世隆顿悟临济吃三顿痛棒意旨，遂口占偈云：“生前面目绝追求，螺髻峰高解点头；一句顿超三顿棒，凡情圣解付东流。”康熙四十一年世隆得脾疾，示禅客曰：“末后何必有句，末后何必无句；刀山剑树上翻身，镬汤炉炭中躲避；无端七十余年，总是逢场作戏；今日尚要卖弄一番，咄！你看这粉碎骷髅，那有一点西来之意。”其妻疾亟以告，世隆不往，第传语云：“子去，我且行矣。”遂后妻数刻而逝。

　　毕奇，字紫岚，江南歙县人也。少避难至杭州，寓僧舍，阅《金刚般若经》，始知信向。继阅祖师语录，疑之，有堂头僧教看南泉斩猫公案，久之，闻斧声有省。颇自负。寻入马首山，有醒愚禅师者，结茅山居；奇一见，以机语接之，醒愚微哂而已。明日，复往见请益，醒愚征前语，指其负堕处，令参一归何处。居数月，其所亲访得之，要与俱归。奇归，参究甚力，行止不少间。阅五年，偶阅岩头语，大悟。再谒醒愚。醒愚笑曰：“今日始知吾不欺汝也。”自是常居僧寺，持佛戒，终日瞑坐，夜卧不梦者二十年。居苏州支硎山德云庵最久。尝示禅客云：“参话头有法，不可不知；何谓法？一念真疑无间断是也。何谓一念真疑？如雪岩云：‘尽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窍，并作个赵州无字；一提提起，如一团热铁，如一堆烈焰相似，并无昏沉散乱之相可得。’此之谓一念真疑也。若起心动念，则谓之第二念，尽落知解；知解愈精，去道愈远。近世驰声走誉者，都从第二念而入，外面看时，句句般若；其实皆是意识依通，认贼为子，可不哀耶。何为无间断？今日也一念真疑而参；明日也一念真疑而参；不论年，那管月，但时时刻刻，一念真疑而参；必要实证实悟，大法现前而后已；此之谓无间断也。若果如是一念真疑，如是无间断，自然有日，不期然而然，话头参破，而明心见性矣。”其他论著颇多，此其最切者。康熙四十七年，终于德云庵。庵主如珏，为之殓。收其遗书，有别录八卷行世。

　　周梦颜，字安士，一名思仁，昆山诸生也。博通经藏，深信净土法门，自号怀西居士。尝以众生造无量罪，淫杀二业，实居大半，因深维经义，著戒杀戒淫二书。戒杀书名《万善先资》，言多深痛。大要云：“刀兵之难，在于人道，或数十年，或百余年，仅一二见；至于畜生，无日得脱。普天之下，一遇鸡鸣，无量无边，狠心屠户，手执利刃，奋向群豕。尔时群豕，自知难到，大声哀号，救援不至，被人裂腹刺心，抽肠拔肺。哀号未断，又投沸汤，受大苦恼。片刻之间，阎浮世界，万万生灵，头足异处。积群豕骨，高过山巅；漂群豕血，赤江水流。如是恶因，如是恶果，诘其根由，皆为我等口腹所致。世人动称我不作恶，何必持斋。岂知尔等偃息在床，妻孥聚首，即有素不相识之人，先为汝等遍造恶业，无量无边。我劝世人，未能持斋，先须断杀。”其戒淫书名《欲海回狂》，劝诸淫者：先观胎狱，了种种苦，是为息淫原始方便。次观此身，诸虫蝟集，宛转游行，寄生体中，吸人精血，是为初开不净方便。次观男女，脓血涕唾，恶露中满，犹如溷厕，粪秽所都，是为息淫对治方便。次想死人，正直仰卧，寒冰彻骨；黄水流出，臭不可闻；遍体生虫，处处钻啮；皮肉渐尽，骨节纵横；冢破骨出，人兽践踏；而我此身，终亦如是；次念《法华》所说因缘生相灭相，与不生灭；是为断淫穷源方便。次观自身，在极乐世界，七宝池内，莲华之中，莲华开敷，见阿弥陀佛，坐宝莲华，及诸种种庄严瑞相；自身礼拜供养于佛；作是观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永脱淫阱；是为究竟解脱方便。复著《阴骘文广义》三卷、《西归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与家人诀，云将西归，家人请以香汤沐浴，却之，曰：“我香汤沐浴久矣。”谈笑而逝，异香满一室，年八十有四。

　　彭绍升，字尺木，又字允初，法名际清，号知归子，长洲人。世为儒，父兄皆以文学官于朝。绍升年二十余，治先儒书，以明先王之道为己任，兼通考亭、象山、阳明、梁谿之说。治古文，出入于韩李欧曾。既而舍之，专心净业，尤推重莲池憨山，竭力弘扬佛教，是在乾隆年间也。年二十九，始断肉食。又五年，受菩萨戒，自此不近妇人。尝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网。当时与绍升共同振兴佛教者，有汪大绅（缙）、罗台山（有高）等，一时称盛。

　　绍升对于佛教，非但具热烈之信仰，又积极实行，或创莲社念佛，或购鱼鳖授以三归戒而放生。曾与汪缙，共立建阳书院。所诏示诸偈，实可窥见绍升全部之信仰焉。兹示于下：

　　起懦偈

　　儒曰大勇；释曰大雄；男儿鼻息，灏气罡风。

　　决疑偈

　　一念不决，念念愚痴；一世不决，世世愚痴。

　　断淫偈

　　淫欲不断，万劫沉沦；念头方动，天怒地瞋。

　　戒妄偈

　　一语真实，三界导师；一语欺妄，万恶由斯。

　　舍身偈

　　担荷大法，是名丈夫；觑破壳子，非我非渠。

　　摄心偈

　　摄心之法，珠藏于渊；成就功德，水滴石穿。

　　息念偈

　　念起念灭，覆盖真如；起灭无地，入道之师。

　　念佛偈

　　千圣万贤；千魔万怪；一句南无，头头败坏；千圣万贤；千魔万怪；一句南无，头头自在；千圣万贤；千魔万怪；一句南无，本分买卖。

　　观上偈则绍升信念之坚，操行之洁，可想而知。晚岁屏居僧舍者十余载，日有课程，虽病不辍。年五十七，西向念佛而逝。著《一乘决疑论》，以通儒释之阂；著《华严念佛三昧论》，以释禅净之诤；又著《净土三经新论》，以畅莲宗未竟之旨；此外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皆为世传诵。绍升之文集，专阐扬内典者，为《一行居集》；讲论外典者，为《二林居集》。今天津刻经处，汇刻彭氏之弘法著述，名《彭居士法集》行世。

　　近世佛教，亦承宋明遗风，实为禅净二家独步时代。然士大夫学禅者虽众，能真参实悟之人盖鲜。文森、紫岚，苦心斯道，卒明大法。紫岚之论禅病，切实深挚，有裨于学者不浅。若安士、尺木，皆精心净土，信愿行三者，悉皆具足，临终不乱，从容生西，岂偶然哉。故四人者，实开清代居士参禅修净之先河也。

　　郑学川，字书海，扬州江都人。生于道光六年丙戌。少充诸生，颇究儒术；嗣问道于红螺山瑞安法师；博通教典，尤专精净土。太平天国乱后，紫柏大师之方册经板，荡然无存。学川悲之，于同治五年丙寅，与杭州许云虚、石埭杨文会、扬州藏经院贯如法师等，同时发愿刻经。学川即于是岁出家，号妙空。持律精严，过午不食。著述以外，专从事于刻经，故又自号刻经僧。前后十五年，凡创刻经处五所：如苏州、常熟、浙江、如皋，而总持其事于扬州之砖桥，刻全藏近三千卷。先是：扬州东乡之砖桥，有喌鸡道院，学川于院后，募建接引禅院，为存贮经板及习静之所。其后朗月法师，又募建院西邻屋若干楹，与东院通为一所，名曰法藏寺，即今著名之砖桥法藏寺也。学川示寂于光绪六年庚辰，年五十有五。寂时以《大般若经》尚未告成，手持《龙藏》全函，属其弟子，跏趺安详而逝。寂后三年，《大般若经》告成。学川著述极富，汇刻为《楼阁丛书》。其目如下：

　　《求生捷径》

　　普救神针

　　《百年两事》

　　《身心性命》

　　《泗水真传》

　　《西方清净音》

　　《如影观》

　　《如影论》以上二种，是其道友所作。

　　《莲邦消息》

　　《礼斗圆音》

　　《地藏宝忏》

　　《施食合璧》

　　《四十八镜》

　　《宝色灯云》

　　《水陆通论》此是其父咫观居士作。

　　《弥陀经论》

　　《华严小忏》

　　《华严大忏》

　　《华严念佛图》

　　《五教说》

　　《婆罗门书》

　　《镜影钟声》

　　《虚空楼阁》

　　《楼阁忏》

　　《楼阁真因》

　　《楼阁问答》

　　《楼阁音声》

　　《地藏经论》

　　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佛教经太平天国之摧残后，海内人士，欲求一册经典，殆不可得。文会在同光间，以一人之力，刊刻单行本《藏经》。于是各地同志，相继而起。数十年间，文会所刻为最多，海外之古德佚书，亦由其力得以收回刊布，遂使佛教典籍，普及全国。愿力之弘，关系之巨乃如此，其生平事迹，在佛教史上，诚宜特笔大书者也。

　　文会生于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其母怀妊时，梦入一古刹，庭有巨瓮，上覆以笠，启视之，中有莲花，高出瓮口，旋惊寤，而生文会。幼颖悟，十四岁能文，雅不喜举子业，间与知友结社赋诗为乐。性任侠使酒。稍长，复练习骑射击刺之术。既而遭太平天国之乱，率家族转徙徽赣江浙间，恒以书自随，凡天文、地理、历数、音韵以及孔老庄列，靡不钻研，尚未知有内典也。

　　文会曾在里中襄办团练，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厥后论功，则固辞不受。同治二年，居父丧，归葬乡里。适罹疫，病中得马鸣《大乘起信论》，反复读之，得其奥旨，由是一意搜求佛经。后于书肆得《楞严经》，就几讽诵，几忘其身在肆中，日暮不去；肆主促之归，始觉。是为文会入道之始，年二十七也。

　　自是凡亲朋往他省者，文会必托觅经典；遇行脚僧，必详询其来去之处，有何寺庙？寺中有无经典？向者所从事之学问，悉举而废弃之，一意弘扬佛教。同治五年，移居金陵，董江宁工程之役。遇真定王梅叔，邃于佛学，相得甚欢。复与邵阳魏刚己、阳湖赵惠甫、烈文、武进刘开生、翰青、岭南张浦斋、湘乡曹镜初等，互相讨论，以为末法时代，全赖流通经典，利济众生。于是发心刊刻单行本《藏经》，手订章程，征集同志，得十余人，分任劝募，创设金陵刻经处。文会日则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教。校勘刻印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恒至漏尽方寝。所办工程，费省工坚，曾国藩、李鸿章咸以国士目之，知其淡于名利，每列保奖，不令前知；然文会遇官职，辄坚却不受，惟以刻经为其生命焉。

　　后曹镜初以创办长沙刻经处，约文会赴湘计议。适曾纪泽奉使欧洲，邀文会同往，乃随赴英法各国。未几，即请假归，仍以刻经为事。后刘芝田奉使至英，又邀文会赴伦敦；在彼得与日本南条文雄博士订交，方知中国自唐以后散失之经典，为日本保存者不少。因发愿使之复返中国，南条亦愿助之搜集。留英三年，仍请假归，自此不复与闻世事，益以刻经为专责。旋得日本弘教书院小本《藏经》，闭户读之；复寓书于南条文雄，广求失传之经疏，得藏外典籍二三百种，择其最善者刊行之。自金陵刻经处成立后，各地同志，如扬州如常州如长沙如江西，皆相继而起，向者求而不得之佛典，至此得之甚易，因此唤起学人之研究。迨至清末，已风靡一时。文会曾手定应刻大藏经典之目录，名《大藏辑要》。其生前虽尚未完成，然其手自校刊出板者，已有二千卷之巨矣。兹示《大藏辑要》略目于下：

　　———华严 三十二部

　　———净土 五十七部

　　———般若 二十三部

　　———涅槃 十三部

　　———密教 五十六部

　　———方等 六十六部

　　———法相 二十五部

　　———法华 十六部

　　———小乘经 十六部

　　———大乘律 十五部

　　———小乘律 七部

　　———大乘论 二十三部

　　———小乘论 四部

　　———西土撰集 十六部

　　———禅宗 三十部

　　———台宗 十四部

　　———传记 十一部

　　———纂集 九部

　　———宏护 十三部

　　———旁通 十部

　　———导俗 四部

　　以上共四百六十部，三千三百二十卷。

　　文会晚年筑室于金陵城北延龄巷，为贮存经板及流通经典之所。遭母丧后，即诏其三子曰：“我自二十八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能复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应各自谋生，分炊度日。余所置房屋，永为金陵刻经处，作十方公产，汝等勿得视为己有。此后亦毋以世事累我也。”光绪三十三年，就刻经处，设立祗桓精舍，就学者缁素二十余人，文会延请谛闲法师讲台宗教观，而自任《大乘起信论》。此外有国文、英文，以造就通材，将来能赴印度弘传佛教为本旨。未及两载，以费绌而止。宣统二年，金陵同人，创佛学研究会，推文会为会长，每七日请文会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三年之秋，文会示疾，自知命终时至，因以金陵刻经处事，嘱其弟子三人分任之，并嘱佛学研究会同人，于八月十七日，开会集议，改举会长。是日午刻，嘱家人为之濯足剪爪，闻会长已举出，为之色喜。至申刻，西向瞑目而逝，时会众犹未散也。病中告其家人曰：“我之愿力，与弥陀愿力合，去时便去，毫无系累。惟乘急戒缓，生品必不甚高，但花开见佛较速耳。尔等勿悲，宜一心念佛，送我西去。”云云。年七十有五。

　　文会自道其生平得力处曰：“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盖于大小乘经论，遍观博究，而以是为归宿者也。现今各省，多有流通处，所流传之经典，远及南洋美洲，皆以文会校刊者为多。各地继起之刻经处，亦多依照《大藏辑要》，赓续其未完事业。文会于兵火摧残之后，继往开来，肩荷大业，推为清末特出之居士，诚无愧色矣。其著述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经略论》一卷、《论语发隐》一卷、《孟子发隐》一卷、《阴符经发隐》一卷、《道德经发隐》一卷、《冲虚经发隐》一卷、《南华经发隐》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阐教篇》一卷，此外尚有手辑之佚籍，及依据经典摹绘之佛像、极乐世界庄严图等，皆行于世。

　　更有高恒松者，字鹤年，江苏兴化人，居士中之最奇特者也。凡属居士，大都在家修持而已；惟恒松则一生行脚，参访诸山，全国内名山，殆无不有恒松之踪迹。恒松为南京赤山般若寺法忍长老弟子，于宗门颇用功。著有《名山游访记》，乃其随意抒写之日记也。恒松对于义赈及慈善事业，至为尽力。近与其夫人舍其田宅，为贞节妇女建立念佛道场，名兴化镏庄贞节院。

　　（六）民国以来佛教之曙光

　　自清光绪末年，变法维新，各地兴办学校，多有主张化无用为有用，改寺院为校舍，没收各寺之财产者，全国骚然；而地方无赖，又从而侵害之。僧人呼吁无门，其狡黠者，乃暗中托庇外人势力，以求保护。清廷知其弊，乃下明谕，遵祖宗法则，保护寺有财产，僧界略得宁息。及民国成立，佛教徒亦知自结团体，创设中华民国佛教总会，其时奔走最力者，天童山之住持敬安和尚也。

　　敬安率领江浙各寺院之代表，于民国元年，请愿于南京临时政府，要求下令保护寺有财产。事尚未成，而临时大总统孙文去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政府移于北平。敬安更纠合各省僧界代表，于元年之秋，至北平政府请愿。偶与内务部某议论不合，某挟官势威吓之，敬安大恚。归至法源寺，逾日而愤死，年六十有三。

　　敬安夙负物望，以诗僧名，及其死，朝野多惋惜之。袁世凯乃命国务院，转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既而内务部亦于民国四年，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施行至今；不可谓非敬安以身殉教之功也。

　　中华佛教总会，除保护寺庙财产外，亦有各种计划：如开设各宗专科大学、中学、师范、小学，及励行慈善事业等。虽未能按照章程，一一实行，然各寺庙中设学者，所在有之，此僧界革新之气象也。

　　至于居士方面，集合同志，设立佛教研究会者，各省各地，不期而同时并兴。虽规模大小未必同，然对于佛教为热烈之研究，则同一目的。如上海之佛教居士林、佛教净业社，则成立较久规模较大者也。

　　自杨文会祗桓精舍停止后，清两江总督端方，曾在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初延谛闲法师主其事，未几，谛闲辞去，以月霞法师继之。辛亥革命，校舍毁焉。民元以后，沙门或居士，多有创立专门学校者：以宁波观宗寺观宗讲舍为最著，谛闲法师为主讲，弘扬台宗；毕业之弟子数十人，至今分往各地，弘扬本宗教义。江苏常熟兴福寺，则有华严学院，弘扬贤宗，月霞法师主其事。武昌则有佛学院，太虚法师主其事。厦门则有闽南学院。常州之清凉寺，则有清凉学院；近移讲座于上海，专弘华严，应慈法师主之。南京则有内学院，宜黄欧阳渐实主之，专事研究法相宗。以上各专门学校，或办至学生毕业为止，或至今仍继续办理；可见沙门居士，对于佛教上之研究，日进未已。至于居士之临时集合讲经会，请著名法师升座讲经，则无岁无地无之也。

　　研究佛教各团体，多有刊行杂志，以发表心得，兼沟通僧俗两界消息者，此亦昔时所未有，民国以来方产生者也。最初发刊者，有《佛学丛报》，于民国元年十月出版，其中颇多佳作。惜至民国三年，即以费绌而止。此后则有武昌佛学院之《海潮音》；上海天津居士林之《林刊》；上海佛教净业社之《净业月刊》。其间较有永久性者，则为《海潮音》，已赓续十余年之久。至内学院之《内学》，亦陆续刊行，而非定期出版物也。

　　刻经事业，南北各地，亦多有遵守杨文会之遗规，从事续刻《大藏辑要》以期其完成。最著者，有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所刊经典，板式装订，悉与金陵刻经处相同。至重印全部藏经，则有上海频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书院之小本《大藏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之《续藏经》及《汉满蒙藏四体大藏全咒》。近又有朱庆澜、叶恭绰等，在上海集合团体，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是亦社会方面热心佛教者日多，故能有此成绩也。

　　民国以来，佛教所以有兴盛之曙光，其动机不外三端：（一）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学术输入，科举废，学校兴。学者思想解放，不复拘拘于儒家一孔之见；对外来科学，固喜从事研究；而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二）佛典单本之流行，得之较易，唤起学人研究之兴味。（三）元年至今二十余载，战乱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觉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时善战之军人，亦一旦摒弃万缘，祝发入空门者。有此三因：故南北各省佛教，一致勃兴，是不期然而然之潜势力也。

　　（七）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之发见

　　清光绪二十五六年间（己亥庚子），甘肃敦煌之千佛洞石室中，发见唐人写经，中多宋元以来未见之经疏，亦佛教史上重要之事实也。千佛洞，在敦煌县东南三十里鸣沙山下，有三寺，俗称上寺、中寺、下寺。上中两寺皆道观，下寺为僧刹。寺之左近，有石室千余，由唐迄元，皆谓之莫高窟，俗呼千佛洞。昔人就洞中塑佛像，并镌壁画，其用意盖与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之造像相同，非为藏贮书物也。惟有一洞，其中全贮古书，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饰以造像，故人皆不知其为藏书之所。迨清光绪己庚之际，缮治石室，凿壁而书出，由是稍稍流传于世。丁未、戊申，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游历至此，得六朝人及隋唐人所写卷子本书，各数千卷，并雕本石刻多种，运回伦敦、巴黎。我国人闻之皆惊异，学者多注意及之，因石室所留者，尚近万余卷，其中唐人写经，居百分之九十五。当时学部遣人前往取回，存于京师图书馆。运回时复经盗窃，散归私家者数千卷，今存于图书馆者，八千余卷而已。

　　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不特多未入藏之经疏，且经文亦恒与《大藏》中译本不同。惟屡经翦窃，或首尾不完，或仅有首无尾、有尾无首，完全成卷者，已绝少。江西黎端甫曾经进京师图书馆校勘一次，著有《敦煌石室佛经校勘语》一篇。惜为时不久，未能将八千余卷，一一遍阅，其校勘亦不免错误。然其发见《大般若》、《金刚》、《维摩诘》等疏，与通行本不同，已足资考证矣。

　　迨民国七年，范源廉重长教育部时，蒋维乔建议，聘请江杜，入京师图书馆，专任校勘佛经之职，为时二载，而得藏中未有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皆希世之秘笈也。江杜跋《随听疏》云：“曩闻敦煌经卷中，有《稻芊经疏》，为《大藏》所佚，心向往之久矣。既入馆，亟取阅之，芜乱讹脱，几不可读。为之爬梳剔抉，排比联缀，并取重复之卷，互勘异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积八阅月之久，录成一卷，仍阙首尾。会傅增湘新购得一残卷，所阙佚文，悉在其中。于是千年秘著，遂成完书。然此疏所依之经，亦非《大藏》译本，复于八千余卷中，穷搜遍觅而竟获之。”其于《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亦然，偶得一卷，无首无尾；亦向八千余卷中穷搜之，苟得文义相类者，为之联缀成文，费时经年，竟得成书。是可见缀残补阙之不易，而秘笈出世，于佛教上有甚大之影响也。江杜叙此书云：“考诸载记，鸠摩罗什，当后秦姚兴时，译经长安；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称关中四圣；什公既道行超世，高足弟子，又皆一时龙象；故所译经，文词畅美，义味渊涵。观此重译之《净名经》，可以见矣。传称四圣著述甚富，意其时什公师弟，必皆有经疏行世；逮唐沙门道液，乃搜集关中诸疏，与自作之科解，汇为一编；即此书是也。观其标题，盖谓此为会集众说兼有科解之关中疏，以别于旧有诸本云尔。”又跋云：“夫发挥经旨者，固推隋唐造极；而关中师弟，实导先河。关中述作甚富，而其学之留存于世者，独备此编。书最古，文最备，是为瑰宝，亦奚待言。然之千载，而独现于今，意者其为含宏光大，遍沾法味之征也欤。”观此，则此二疏之价值可知矣。

　　又著《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者，为沙门法成。法成之名，不见于传记，其《稻芊经》之本文，亦不知谁译。可知古德著述之散失，并其名亦湮没不彰者，往往而然。北京刻经处所刊《心经七译》中，有敦煌石室本一卷，其端题“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惟无年月可考，其译例与玄奘相近，殆与著此疏者，是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