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征之以中外古今之事，而可信者焉。

　　日本，今之所谓强国也。明治七八年，兵不满万，而处心积虑，以中国为敌，二十年而后济。甲午之后，兵不满十万，而卧薪尝胆，以俄罗斯为敌，十年而后济。以明治七八年之情况而言征韩，以二十七年之情况而言拒俄，不几其梦呓乎，而梦呓则居然成事实矣。

　　普鲁士，今之所谓强国也。千八百○六年，全军瓦解，以养兵不许过四万二千之条件，屈服于拿翁，仅延余喘，幸也定报法之志，六年而小成（滑铁卢之役），六十年而大成（普法之役）。

　　法，亦今之所谓强国也。革命之际，与全欧为敌，而拿翁于纷乱之余，乃以之摧奥残普。普法战争以后，赔款割地，而复仇二字，幸以维持其军队。至于今日，志虽未逞也，而成效则已昭著矣。

　　淮军之兴也，以三千人密闭于舟中，越千里而成军于沪上。当是时，上下游皆敌也，湘军之起亦有然。而洪杨之敌，乃不在百年来政府教养之制兵，而在二三读文章讲理学之书生也。

　　等而推之，迄于古昔，则凡治兵于四面楚歌之地，欲突起以成功者，其事较难，而成功者独多；制兵于天下升平之日，欲维持于不敝者，其事较易，而成功者乃绝无也。盖惟忧勤惕励之诚积于中，斯蹈厉发扬之致极于外，故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呜呼可以观矣。

　　然则敌犹是也，而兵不振者，则何以。故曰兵者，以战为本，战者以政为本，而志则又政之本也。

　　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从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用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

　　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是为近世战之特性。日俄之战，俄罗之远东政略，与日本相冲突也；今日之欧战，德国之世界政略，与英俄相冲突也。庸讵不可以交让乎？藉曰政略可以交让也，国是而可以交让乎？国本而可以交让乎？不可以让，则彼此各以威力相迫，各欲屈其敌之志以从我。近世兵学家下战争之定义曰：战争者，政略之威力作用，欲屈敌之志，以从我者也。夫曰屈其志，乃知古人攻心之说，真为不我欺也。

　　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绪，可先时而预测，故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

　　所谓立必战之志者，道在不自馁。夫强弱无定衡，英俄德法，今之所谓强国也，望尘而不可及者也。入其国，觇其言行，何其危亡警惕，不自安之甚也，此见强者之未必终强也。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国，败战及革命后之法国，彼惟不以现状自堕其志气，而至今日耳，此一言弱者之未必终弱也。惟志不立，万事皆休，夫慑于外患者，退一步即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耻，而觉醒之，故曰知耻近乎勇，又曰明耻教战，耻者馁之针，志之砭也。

　　所谓策必胜之道者，道在不自满。昔普之覆于法，盖为墨守菲列德之遗制，而拿翁三世之亡，则在轻视普人之军制。盖兵也者，与敌互为因缘者也。人得其一，我得其二，虽少亦强；人得其十，我得其五，虽多亦弱。故彼此之不耻相师者，正以其彼此互为最后之标准也。夫习于自满者，进一步即为虚骄，故必戒之以惧，而收索之。故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惧而谋，谋而成，所谓策必胜之道也。惧者满之药，而谋之基也。

　　必战者，至刚之志也。必胜者，至虚之心也。二者相反，而实相成。夫志卑者轻物，志之坚者，求之诚也，见之明者，行之决也。贤者负国之重，必以至刚之志，济之以至虚之心，而其入手治兵，首在择敌。

　　择敌奈何，有直接以至强为敌者，擒贼擒王之说是也。至强者即对于吾国本，而为至危者也。有先择一易与者为敌，而间接以达其抗拒至强之目的者，偏败众携之说是也。政令修，财用足，民气强，则用前策，其径捷，其时促，若今之英德法是也。若夫国家当积弱之余，威信未立，则当用后策。昔普欲战法，而先试之于奥，意欲战奥，而先试之于俄，盖凡百困难，随一败以俱来，即随一胜以俱去。贤君而当弱国，则恒能于万难之中，适用其偏败众携之略，以渐进而达其最终之目的，其取径迂回，其用心尤苦也，慎之至，明之至也。虽然，就军言军，是二策者，皆可也，皆足为军事之根本也。惟有二途，则大不可，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既欲战甲，又欲战乙，是则大不可，备多者，力分也；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今日欲战甲，明日复欲战乙，则大不可，心不专，力不举也。

　　故练兵二十年而适以自累者，本不正也，政不举也，志不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