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宗教、政治既然发生了三角恋爱，产生了一颗水晶的种子，使人类走上了文化的正轨。它们假使能够把这平衡长久保持，那么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如今就该生活在伊甸乐园中了。可是不然，宗教第一个就不安于室，定要唯我独尊，支配一切，所以好好一个人家，又闹出轩然大波了。
它宣传牺牲个人以服务上帝，牺牲现世以追求天国，若能适可而止，岂不很好。然而耶稣教并不是这一种和平性的信仰，它不仅主张牺牲个人，而且个性也不许表现；不仅主张牺牲现在，而且心目中根本不容有什么现实。这样一来，就苦了人类了。
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应当牺牲，而个性不可以汩没。现在应当牺牲，而现实不可以忽视。
一个皇帝被教皇破门，要三天三夜赤着脚在严冬零度以下立在路上，等候教皇赦罪，何况老百姓呢！好像中国的绍兴婆婆在当媳妇的时代吃了婆婆的亏，一股怒气都发泄在她的媳妇身上，我在童年时代曾听过这样的传说。火烧，抽肚肠，把从前异教徒虐待宗门的办法来组织了宗教裁判所。人类永远的救主，变成了一代专制的魔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教士穿了老羊皮，蹬在山洞里，每天晚上用皮鞭来尽力地自己抽自己。要步行经过瑞士，怕瑞士的风景太好了，引动他的凡心，同牵磨的骡子、拉车的马一样，带上一副眼套。山水的风景且然，何况大理石裸体女人的曲线美。因为上帝爱人类，人们就应该爱上帝，若不爱，就糟踏人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这叫做文化中毒。第一讲不是说文化就是“酵母”么？这个酵母的根源是从极乐园中蛇指示夏娃吃的果子（知慧）而来的。所以有点酒精味儿，尝一点儿很有滋味，吃多了会中毒，会发疯，
这个毒第一次由十字军东征，第二次由东罗马（君士坦丁）灭亡，渐渐地醒转来了。
农民早作夜息，忘记不了一个“天”。可是十字军东征时代各国的大兵都向耶路撒冷跑，后方的粮草接济总得有几处站做转运的机关，因此就发生一个名词曰“市”，同时买卖转运的人就成了一个阶级曰“商”。商人的收获不是靠“天”，而是靠“人”，除非上帝能多造些人来买他们的货物，他们是不会想到上帝的。这个“市”和“商”，就是近代国家的细胞。
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从前君士坦丁皇帝定耶教为国教，把罗马送给教皇，自己带了兵往东方开发，占领了欧亚交接的形胜要点，创造了这个大都会，现在被人家占去了——这城里一大群知识阶级（都是教士）只能向西方逃，于是把古代希腊的文艺图书一律带回罗马，又引起了罗马人当年掠取希腊文物的兴致。
这两种都是外来的诱因，还有一种内在的诱因，使意大利发生了文艺复兴的火种，烧到法国就变了大革命，烧到英国就变了一个魔鬼瓦特，造了机器来吃人，烧到德国先是宗教改革，后是大军国，最后又来了一个马克思。原来这位又聪明又美丽的大姊（古典的哲学、美术）不肯替二姊
（宗教）管家了，她要拿她的聪明美丽来麻醉世界，谁都管她不住。虽是穿老羊皮的教士蹬在山洞里不愿见人，虽是黑层层的教堂里把书本藏起，把知识垄断，不放一点出来直接给老百姓。但是他们吃的穿的总要群众劳力的供给。上帝爱了人类，教士们事实上也不能不把群众做对象，所以要让人家来听讲、做祷告，就不能不有伟大教堂的建筑，而且六七百年前欧洲人除了教士以外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字不会识，画却会看。弗兰西斯说：“人人都会看画，所以教堂的大壁上就应当有壁画。”这一句话风行了全意大利，美术就做了宗教唯一的宣传品。
同中国人谈美术，开宗明义就得声说清楚，中国以“个人观赏”为前提，所以唐瓷宋画都是秘藏。西洋以“群众教育”为前提，所以埃柱希雕，陈之大道，所以艺术家不是诸侯消闲的清客，而是群众崇拜的英雄。如果我们在邦惟翁一转，就看见复兴祖国的名王元陵，却在画家拉斐尔永眠之地的旁边，东方人如何会想得到呢！艺术家既然如此尊贵，所以他有自尊心，不愿意自己降下来，凑群众的口味。他要提挈群众向艺术大道走，各人各有表现。这一个深入腠理的个性发展，就成为五百年来历史变迁的原动力。
但是他们却从哪里去寻出这个“美”来呢？他们从古典里学得一种方法，向“自然”中去寻。自然就是宇宙的现实，就是真。这个现实不仅包括山明水秀、橘绿橙黄的天然风景，而且加上了饮食、男女、慈悲、残杀等种种人生事迹。
个性发展了，于是有所谓“自由”。现实被人们注意了，于是有所谓科学。西爱纳、翡冷翠、威尼斯、米兰各处地方教士们造教堂，商人们造市政府，彼此竞争，要大要美。罗马是世界之都，教皇为万王之王，自然要好好干一下的。于是壮丽绝尘寰的彼得寺出现了，这就做了中世纪与近代的过渡点。
圣彼得寺为世界唯一的大教堂，可是这个“大”的性质不同了。罗马古代建筑的“大”，表示真，表示充实；彼得寺的“大”，表示容，表示调和。古代的皇宫，戏场的大，是山的大；彼得寺的大，是海的大。你想时间经过二百年，第一等艺术家经过六七位，他们各有各的独到见解，决不肯模仿人家。但是构造成功，都不见一些斧凿痕迹。我们一进教堂门如果不先看旅行指导，竟会毫不觉得它的大。大而能使人不觉其为大，是为容德之至高者，不过望见祈祷台下的人觉得他很小罢了。因为柱子的粗细、图幅的广阔、石像的高大和寺内容积的高广，都有适当的此例，所以看去很自然，好像是应当这样似的。
教会的钱虽是不少，但要和商人（各市）竞争却有些困难。因为商人能周转，一个钱在商人社会里可以发生十个作用。教会收人民的税，一个钱只能发生一个作用。教皇因为要争气造大教堂，财政就感觉困难，不得已出卖赦罪符。这赦罪符又同彩票一样归商人包办，于是宗教的威严扫地，就发生了路德的宗教改革。
这中间最可注意的就是各地方言，渐渐地成了一种国语。原来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念书的同做事的两种人绝然分开的缘故；念书的就是教士，做事的就是武士、商人、农民。当初教会成立就用了一种愚民政策，把一切知识垄断起来，所以告诉人民说：“你们要不经过教会是永远见不着上帝的。”路德却说，人人可以直接上帝，用不着教会做中间人，所以他就用德国土语译了一部《圣经》，在意大利就有但丁用意国土语做了一部《神曲》。而与此先后同时，印刷术发明了，因此做事的人多数会念书了。所谓个性，就是因为得了这一种武器，才真正的发展起来。
武士打仗，不能不有刀枪；商人运货，不能不有车马船帆；农人种田，也要用农具。这种刀、车、船、锄都是“物”，人们最初用眼睛来观察自然，觉得他“美”、“真”。现在要用脑筋来利用并统御自然了，结果从人们一天不能相离的“水”与“火”的中间发明了蒸气机。只有商人看见了机器最喜欢，也只有商人才能活用这部机器。因为商人贸迁有无，他的生命线是车和船，是交通工具，所以蒸气机第一步就应用到铁路轮船上去。但是造机器需要一笔大本钱，商人因为运输之故，金钱的周转能力比任何职业大，所以有能力建设工场。所以我说，要没有十字军时代的商人市政府，虽有几百个笛卡儿、培根、瓦特、史蒂芬孙，还是没有用。
于是贵族的威风尽了，教士的统治终了，轮到商人来做时代的骄子了。他有哥伦布、麦哲伦等等健将，蒸气机、轧棉机等等武器，所以他开辟的帝国比了罗马人或基督教的帝国更为广大，“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真是猗欤盛欤！商人一登宝座，就不管什么牺牲个人和牺牲现在这一套，他只知道自我尊严、今世享乐，所以表现在政治上为“自由民主”，在经济上为“政府不管”（Laissez-faire），在思想上为个人主义，在生活上为物质文明，名义上是平等胞与，实际上则一切权利都归他享受。他有的是机器金钱，一般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可怜的人类啊，刚从教会的大门里一个个地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出来，找着了自然，费了五百年功夫，自以为自由了，打倒教会，打倒皇帝，左辅右弼的，一位是德先生——德模克拉西即民主主义，一位是赛先生——赛恩斯即科学主义，高举了现代文明的大旗，沉着地往前走，哪知道竟走到了一个铁围山底下，一筋斗翻了下去，这可不是宗教裁判所的铁链了，可以拉得断，也不是教会大门的铁锁了，可以扭得开，这个机器鬼竟是一座铁山。于是有一位马克思先生就在铁围山底下大叫大喊地叫救命，而且还想了许多法子叫人们逃出来。但是这位马先生的潜在意识里，已经被钢铁大王创巨痛深地打了一个耳光，所以许多法子中间出了一个大漏洞。前两讲里不是说过的吗？希腊是男女的文化，罗马是饮食的文化，所以一个结晶品是艺术，一个结晶品是法律，一个是圆的曲线美，一个是方的均称美。饮食是生命的维持，男女是生命的创造，马先生被钢铁压扁了，只知道方的，不知道圆的，所以有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能解决，一个是家，一个是国。现在德国人用种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就是“男女”代“饮食”，历史教训我们，种族斗争的程度比阶级斗争还要猛烈些。
共产党要是不在俄国成功，这个悲剧还不会实现，因为他可以联络国际工人做阶级斗争的工作。但他现在却占领了俄国，俨然成立了一个国家，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消融不了国家的对立，而且产生了新经济政策、国防军、五年计划，成为变相的帝国主义。
墨索里尼却了解这个方圆并用的道理。他把国家造成一个整个经济单位，劳力是国家所有，物质本也是国家所有；一国之内可以分工而不能名之曰阶级，更绝对不容许有斗争。他说：“这个国家，这个群众，不仅是现代人的集合体，他从前有历史悠长的祖宗，他此后有天壤无穷的子孙。所谓全体利益，不仅仅是现在一时的群众全体，而是前后几千百年群众相接续的全体。”他把一个国家加上了时间的生命，而把个人认为全体中一个细胞。这个圈子又兜回到希腊哲学、耶稣教义，而象征出来却是一个无名英雄墓。他是牺牲了个人以为群众的，他是牺牲了现在以为将来的，但是建设这个墓给群众的教训，却比从前更充实些，这意义是锻炼个性，使能服务于群众——群众需要有个性的英雄，不是无力的奴隶。努力现在，以求开拓于将来——将来发展的，是确实的现在。法西斯的国家生命观，何以能得群众的同情呢？因为人类于饮食外（生命之维持），更有男女（生命的创造）。两个人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最初的感想就是二人均分，两个人在交际场中遇到一个女子，结果必是一个独占。国家之有独立性，基于人类之有家庭，国家之有历史性，基于人类之有父子。“国之本在家”这句话，从法西斯国家来看，实在是不错的。墨索里尼却能从人心的自然里煽动它。
讲了半天，真够你们受的，如今我这话匣子要收起来了。细想我这几讲，真像美国人的游历，坐一部汽车，兜一个圈子，到处投一张片子，画一个到，实在的时间不过三四个钟点，实在的地方不到三十里；可是不然，一兜就是三千年，一转就是九万里！
其实我玩的戏法并不奥妙，你们一下子就拆穿了我的西洋镜。我这里先是揭出了罗马“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的英雄主义，怎样与耶稣“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宗教精神不谋而合地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始基，其后说到各种因素的一起一落，此消彼长，耶教怎样专制了人类的性灵，漠视了现实的世界，于是激起了反动，而有资本的崛起、文艺的复兴、宗教的改革，形成了商人的第三帝国，其间虽有许多的福利，但有更多的悲惨。少数的个人是得志了，多数的群众是憔悴了；现世的快乐是圆满了，未来的信念却动摇了，何异重踏古希腊人的覆辙？新罗马精神，于是适应需要而起，为山穷水尽的现代文化，另辟柳暗花明的境地。是的，它指示了全世界一条新的途径，一种新的人生观，让我们牢牢记着这两句教训：锻炼个性以服务群众；努力现在以开拓将来。
呵，富于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罗马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