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从希腊之爱（善乐其生的美术）与耶稣之爱（善用其死的宗教），说到罗马之大（美术、宗教、与政治的集合体）。
欧洲文字中有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字，这字我们姑照普通的说法译做“爱”。从淫秽的下流直到神圣的天国，从普通的酬应（你爱罗马么？你爱吃意大利菜么？）直到人生的大故（为爱情人而结婚，为爱国家而战死，为爱人类而牺牲）都包括在这个字里。它的微妙，甚于原子、电子；它的动力，可以排山倒海；它的伟大，可以弥漫宇宙。我想用中国文字来扼要地说出它的来去之迹，终始之象，只有一半掉古文，一半造新句，叫做爱也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大事曰死”。
爱是天地之大德。（歌德《浮士德》最后揭出“永久的女性”一语，就是这意义）德者虚位，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生，所以爱之根苗就种在生之最初，可称为世界成立之原动力，也就是孟子所谓“赤子之心”。现代婴孩心理学与生物学上得到的种种科学的见解，对于啼饥号寒等本能动作，都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明，便是生命之延长、种族之绵赓。生活力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环境的阻碍力，于是而有奋斗、啼饥号寒以求生，这是奋斗的序幕。而牺牲一切以至于死，却是奋斗的最高峰，牺牲到极点至于生命也不要，接受人生最后和最大的大事——死，于是爱就功德完满了。（爱量之大小，是不可测度的，而牺牲精神，却正是爱量之寒暑表。）
希腊之爱就代表爱之初，它充满了生命的喜悦、生命的享受。它有自由解放的人格，把握着快乐的现在。它的美的艺术品，白石的塑像，从形式与姿态上充分表现了它的文化——男女的文化——中间的欢情。然而我们离开它的外表，而注意它的内心时，就发现他潜在意识中有一个魔鬼；这魔鬼姓“未”名“来”，道号“不可知”，别字“运命”。希腊人觉得自然太威严，人太渺小，人会一下子给命运颠倒，不管你贤愚美丑，给你一个大破坏、大灭裂，至于将来是怎样、死后归何处，却又茫然不可知。雅典更有流行的黑死病，那个魔鬼是常在潜意识里作怪的。他们不得已就皈依于古代的迷信，所以他们虽然活泼，终脱不掉原始人的那种困恼——对于未来的困恼，而他们的文化纵称卓越，仍未摆脱原始的色彩。
其实希腊人所以这样困恼，原因还在他们的无知。希腊文学最发达的是悲剧，而且都是运命的悲剧。读了索福克理斯的《俄狄浦斯》一剧，谁不为之惨然？这位最聪明的英年国王，解答了女怪的谜语，但却茫然于自身的运命。天大的罪恶就在这无知中妄作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苏格拉底来了，他以寻求真知做他自己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种爱真理、求真知的风气。然而无知的希腊人，哪能一下子领悟真知之可贵，所以就把苏格拉底毒杀了。
我们就要说到耶稣了。耶稣的精神不仅在希伯来思想中养成，即在希腊文明中，也有重大的预告。他的根本教义即存在希腊哲学里面。学理上苏格拉底就是一纯粹的耶稣。但在希腊，则教义存在少数知识先觉分子的理智反省之中，无大众的情感，无永生的渴慕，只能作为几个人的确信，不成为大众的宗教。有人说过一句过火的话：“希腊的大哲学家却把希腊沉沦了。”因为有高尚特出的先觉，终使民众传统的迷信打破了，但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几场内战，一次天灾，一口气接不过来，怎么了不得的哲学、美术，一死就是三千年，翻不过身来。希腊人倒霉，罗马人交了时运。
到底耶稣的教义怎样，苏格拉底的哲学又怎样？我虽不敢妄谈，但浅薄地将我所见到的来说，就是：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牺牲现在以为将来！苏格拉底说：个人当在群众之下，人身最高目的在实现道德的存在。耶稣说：人类有罪了，所以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做牺牲。十字架放下来，耶稣复活了，永生了！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是教人应当这样做，耶稣却教人乐愿这样做。苏格拉底的毒药杯，是智的正的权化，耶稣的十字架是情的爱的权化。耶稣的门徒直接继续不断的殉教，而造成中世纪宗教统一一切的局面；苏格拉底的门徒一千五百年后从加里尼起一个一个的殉知，而造成现代的科学文明。
耶教用“上帝”之“爱”来代替了这“魔鬼”的“恶作剧”，所以一二世纪的教徒的内心是充满了快乐与希望，没有一些忧惧和迟疑。“有一个爸爸一样的上帝，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着他。”这一针，针针锋对着希腊运命剧里表现出来的悲惨人生观打进去，恰好针锋相对。所以最初美术就与宗教谐和结合，他们俩不是敌人，竟是姊妹，相互间有无数细针密缕的交情，宛然一幅无缝的天衣，在古历史上竟无明晰的过渡痕迹了。
希腊乐生的美术与耶稣用死的宗教，通常错认为截然的两撅（我从前著《文艺复兴史》，此亦人云亦云），实则如前所说，二者都出于爱，前者是爱之初——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人善乐其生，后者是爱之极——人生之大事曰死——使人善用其死。而且，很重要的，须知二者中间自有一个一贯之道，做着旋乾转坤的工程，就是Peto（慈悲或谓悲悯）这个字，它在美术上的象征，就是圣母抱尸图。所以看罗马的画，可以分为三大类
（1）耶稣降生（生），
（2）圣母抱尸（死生之连），
（3）耶稣受难（死）。
你们游大墓道时不是留连忘返么？这个大墓道的发现开拓，更证实了宗教与美术的一见钟情。从前人似为初期宗教都反对美术，其实是因为反对偶像，所以不在造型美术（雕塑）方面努力，而转注精神于壁画、浮雕、用具等方面。按火葬是异宗的观念，耶教以复活永生为前提，有“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墓道装饰，视死者为生人，即将当时罗马壁画及工艺美术直接应用，使墓道中满布了乐观的空气，用希腊人生享乐的活动材料来装饰复活永生的恬静生活。惨酷的十字架，墓道中竟寻不出来，有的是花、鸟、果子、天女、羊、鱼，千年古墓里保留着无限春光，生与死完全一致了，这岂非奇迹？这奇迹就是罗马的成就，墓道之大（一天走不完）正是象征着罗马成就之大。
且说大，上海有个游艺场名叫大世界，不管它实在内容如何，这个名词可甚有意义。如果拿来译罗马的比武斗兽场，所谓Colosal，真是名副其实。现在我们从大世界出发，可要先来谈谈这个“大”。这个“大”，是从死罗马骸骨中跳出来的一个活鬼，第一个吓倒了德国诗圣歌德（第二个恐怕就是我）。他一到罗马就感觉到他自身艺术的方向，应当向着“大”走，他说“美哉大乎”，“大”就是真的极致（这个“真”字在中国哲学用语上就是“诚者物之终始”的“诚”）。古代艺术之所以能大，因为他的思想与行为都是真的缘故，最容易看出来的莫如建筑。譬如宫殿罢，不是小诸侯要耍阔，故意地宣传的装饰品，而是世界统治者实用的事务室。譬如水道罢，并不是花园里做喷泉用，或庭子里做池子用的，而是为国民大众作饮料用的。其他如庙、戏园、驰道、浴场，都是这样，精神如此，肉体也是如此，所以墙头就是石壁，不是砖上涂石灰。总之，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材料。（记得第一讲的硬碰硬）
当歌德看见罗马的大水渠从一个大谷中蜿蜒地奔到山上，他说：“咳，到底我见解不错，我最恨的是一切矫揉造作，小刀细工，因为它没有一点真的内在的存在，就是没有生气，就是不能‘大’，不会‘大’。”他自己告诉自己，在这里人们应当充实了！
歌德看见了水渠发感慨，我却游了斗兽场——大世界才感动，一个戏园子在几分钟内可以容八万七千人进去。中世纪来把他当作矿山看
（如同中国偷城砖一块一块地搬走），拆了它七八百年的台，还是不倒，巍然存在。椭圆形的外面分作四层，而地底下伟大的布置可以使光线空气一点不感困难。罗马人要不是具有一种伟大精神，怎样会遗留下如此伟大的成绩。
歌德说大就是真，其实也不用请外国老师，中国的孟夫子就最会说明这个“大”，他满口总是大人大人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能格君心之非”，例太多了，恕不备举）。他不仅赞美“大”（充实（真）而有光辉（美）之为大），而且能教人家做“大”。他说看见了一个小孩子望井里跑，大家都会心里一跳，看见一只牛在受宰的时候发抖，大家也会眉头一皱；这一跳，这一皱，就会皱成一个世界极乐大帝国（是心足以王矣）。这种奇迹在乎“推”，在乎“扩而充之”，他还说得极其容易，如同火烧起来，如同瀑布冲出来一样大起来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这几句话至少可以把世界文化运动的精神状态形容出来。
这种伟大无疑就是罗马文化的特色。按罗马人最初不过是一个武勇的蛮族，当一世纪时候，凭他的公平占领了地中海一带。希腊爱生的艺术，与希伯来用死的宗教，都不先不后输入罗马，于是法律、宗教、艺术三者互相融合结了一个胎，成为罗马文化。后来北方、东方的蛮族虽屡次侵入，而这个酵母的力量，终究能克服它们，世界各国的生活基调全都陆续受了他的陶熔。白种人今日所以能够称雄世界，俨然天骄，其由来早在纪元之初。不错，现代文化是有一个伟大的开始的。
在这种宗教、艺术、政治的汇流中，我们发现它与他种文化有特殊不同之点二：
一为世界性。古罗马因为地理上的关系，所以主力的发展，在南而不在北。恺撒虽曾经营高卢（今之法兰西），用兵撒克逊（今之英格兰），但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如同漠漠的塞外。一般的人民乐于南征，密迩的地中海就成为它的庭院。海是可以通世界的，至于陆地，则东西面向各方发展，而以筑路为统御边疆的唯一要领，所以各方驰道以罗马为中心，像太阳的光线，辐形四射。君士坦丁既定教宗，复能躬率士卒建都于东方，彼其理想固以天下为家，而适与宗教的保罗精神相符合。保罗就是打破种族观念，而以传教于异族为事的。
二为平民性。政体固无论其为王政专制或为贵族共和，而“媚于庶人”的精神是始终不变的。斗兽场一方面是表示罗马人的残忍野蛮，一方面可见英雄外征，犹不忘设法取得国内群众的欢心。西方人之喜欢活英雄者，或即由此。圣彼得寺固然穷奢极华，但其本意，实欲以外形的美丽庄严以肃穆群众的身心。至于一乡一市必有广场，以为群众集合之所，得一宝物必列之于群众瞩目之所。不像东方人的苑之必禁、藏之必秘，只供私人的娱乐而已。这种风气，果远在卢骚《民约论》以前千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