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

　　韩绛经略西事

　　熙宁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度支员外郎、直舍人院吕大防为宣抚判官。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1]，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仍赐绛诏：『如有机事，可不待奏报，听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诏，当考）甲辰，诏执政官同诣韩绛第别绛，绛以翌日西征也。吕大防与绛建攻、守二议，其一：止绝岁赐，以所费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给诸师，别募奇兵骑将，伺其间择利深入，破荡城寨，招收部落。如西兵大举，众寡不敌，则勿与战，俟彼退兵散豫，约邻路间道设伏，邀其归路。其二：严为守备，西兵至则坚壁清野，退则出奇兵邀击。又言：『兵不精、将不勇，求以胜敌，自古未有。为今计，莫若选募兵将，尽其智力。汉之名将，多以良家子从军。晋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旧兵，于京师立标简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余人，深入转战千里之外，遂能破敌立功，此募兵之效也。汉鲁奇以偏将军应募先登，唐娄师德以御史应募为猛士，此募将之效也。』及绛至陕西，即募彊劫贼盗及亡命罪人为奇兵，又分蕃、汉兵为七军，以行扰击牵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诸将尚循故态，则必致误事。乞惟听宣抚司统制，则事归一体矣。』又言：『朝廷已绝岁赐，又断和市。此二者，是绝彼之大命，理须必争。我必先为之计，以挫其谋。且星居鸟散，不能常聚，点兵数千，动须累日，彼之所短也。建营立戍，一二万之众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长也。分路置帅，举一路将兵，除守外不满二万者，我之所短也。率数十万众专向一路，以多击寡者，彼之所长也。异时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长，所以屡败。今七将并出，伺其未集，便行扰击，似是击我一处则六处牵扯制。一处坚壁，使其防救不暇。制敌之命，无出于此。然后招怀，无所不可矣。』

　　十一月癸巳，赵卨权同发遣提点陕西刑狱。时绛方议大发兵取横山，卨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碛，乏善水草，又无险隘可控扼，臣窃危之。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处之生地，不先储峙，不建城寨，则难以安集。今夏国屡为西蕃攻扰，必欲乘虚破之。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然后招降。不然劳师远攻，未见其利也。』乙卯，诏判延州郭逵赴阙。韩绛用种谔谋，将以兵取横山。逵曰：『谔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过矣!他日败国事，必此人也。』绛与逵议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幕府与逵论难，逵曰：『此举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贻朝廷忧。』绛怒，奏逵沮军事，故有是命。命陕西宣抚使韩绛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判官吕大防为陕西河东路宣抚判官。绛时治兵鄜延，欲通道河东，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谔领兵次抚宁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收其甲，谔曰：『今为一家，即吾人也。听以自随。』己丑，次啰兀城。夏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马户川，谋袭谔。谔谍知之，以轻兵三千潛出，击破之，马尾脱身遁去，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2]。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明日，遣将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风尘起，夏人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去，遂城啰兀，凡二十九日而毕。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谔始出师，知横山有积粟，今民兵多辇版巩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将步骑二万元，食官米二斗二升、刍六束，余悉因粮于敌。

　　二月癸酉，西兵攻抚宁堡，陷之。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谔取啰兀、抚宁二寨，或闻夏人复欲取之，当如何?』逵曰：『愿速备抚宁，则啰兀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击清远，然后灵州失守。今抚宁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万一用前策，则必先取抚宁。抚宁破，啰兀随之矣。』上深以为然。未及往备，而抚宁已陷，遂弃啰兀。

　　三月癸卯[3]，上问执政以啰兀存弃，王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啰兀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出于举事仓卒也。今人才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云云。』上悦。及是，遂弃啰兀。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战之伤；黄丁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廷震惊。』翰林学士元绛辞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绛密受上旨，恐无功，并任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

　　四月癸酉，检校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种谔为贺州别驾。初，王安石论谔当深责，以慰谢关辅人心，请置之广南。上曰：『须谔离陕西。』于是再责。

　　五年正月辛巳朔。己丑，诏：『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询问降羌，如有愿归夏国者，先以名闻。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逐路界口交割。』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不当问其愿归。盖汉宫多恶蕃部，恐迫胁令归，即及害恩信。』上曰：『如王广渊计，但欲遣归。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安石曰：『今绛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纵遣去，不复加绛罪，不知广渊为此何意?』上曰：『欲表见绛所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为：方今所急，在知将帅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慢，然后边鄙可治。人主计事，当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须妄疑其人心有所挟，如此，则人人各怀形迹，孰敢复为人主尽力?非特臣所怀如此，前日执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计事，陛下尚疑有倾韩绛者，则谁复敢不避形迹，为陛下计事?』上曰：『王广渊每事辙言宣抚司过失。』安石曰：『陛下不当怪广渊屡奏宣抚司过失。方庆州兵未变，广渊数为韩绛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绛屡诋毁广渊，以为不忠。而陛下亦疑广渊，后果为广渊所奏，广渊反降两官。广渊岂能内无不平之心?内有不平之心，则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为晓蕃情，今令问蕃人愿归者听归[4]，岂有蕃人不晓蕃情者?种古但云可为乡导，即不知如此人，乃能为贼乡导[5]，今若推恩，问愿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为我所用，去者亦必怀惠。异时讨伐，固宜有为内应。报德如食秦缪骏马、盗袁盎侍儿之类，则我虽遣去，未为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东经略使刘庠言：『被旨取问愿归夏国人姓名，今具条上。』诏不须俟夏国议界，至官到界，止据所奏愿归蕃户，于鱗州相对界上发遣，人支采绢二疋[6]，小儿一疋[7]，及令保定军移谍宥州照会。

　　校勘记

　　[1]庆州原本作『度州』，据《长编》卷二一五改。

　　[2]立赏平原本『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3]癸卯原本作『已亥』，据《长编》卷二二一改。

　　[4]愿归者原本无『者』字，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5]为贼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6]二疋原本作『二匹』，据《长编》卷二三○改。

　　[7]小儿原本『儿』字作墨丁，据《长编》二三○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