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

　　钱议

　　蜀钱

　　太平兴国七年八月。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钱一千，以易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一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相乱。既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每铜钱一得铁钱十又四。其明年，转运副使、右赞善大夫张谔言：『旧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二百。望增为千钱，可以大获。』因复铸铜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令输银及绢，俟铜钱多，即渐令输之。诏许市夷人铜，斤止给钱五百，然卒难得铜，而转运副使、右补阙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每岁递增壹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诏从其请。咏、祥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萧然，益苦之，或剜佛像、毁器用、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诏使臣吴承勋驰传至成都审度利害。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或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责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门生，何不为长久计，反畏聂补阙、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先是，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于充用，多赋于民，益为烦扰，仲甫并罢之。承勋复命。己卯，诏剑南东西、峡路诸州民输租及榷利，勿复徵铜钱，罢官酤酒，禁诸州不得擅徵物价。召聂咏、范祥及东川转运使覃同、转运卜伦皆下御史狱，咏、覃杖脊配役将作监，祥、伦免为庶人。覃、伦亦以月俸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故也。其后西川转运使刘度建议，请官以铁钱四百易民铜钱一百。既从之，盐铁使王明曰：『若此重铜钱而轻铁钱，则物价弥贵矣。』

　　淳化二年十一月己巳，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铁钱轻而物价踊，每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请如刘备时，改制大钱十当百，臣愿得专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轻，货物益贱，有大功利。』诏集三省官议。吏部尚书宋琪等咸以为：『刘备时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乃患钱多。必若改制，必不能久。』而安易论请不已，遂召见，安易极陈利害。事下中书，咸以为便，即遣安易驰传诣剑南，募工徒改铸大钱。未行，盐铁使李惟清言曰：『蜀土铸钱，行之已久，公私获济。官吏千百余计，未尝有言者。安易轻恣胸臆，变易法制。若以一钱当十，贫民卖物，旧得百钱者，今但得十钱；军人、官吏受俸旧千钱者，今但得百钱，此尤非便。』上以语宰相，宰相复召安易语之，利害锋起，宰相不得决。度支使魏羽以为：且可于一州铸大钱行用，以观其效。安易复私自募匠，铸成大钱百余，销炼数四，皆烂然光洁可爱。捧持求见，云：『此坚好，可行用。』因掷于殿陛下，示不可破者。上以其议坚，乃从之，御书钱式，遣安易与供奉官尹荣赍诏诣川、峡诸州治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钱，悉辇送民间，小钱亦许送监，计其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裁成三千余贯，众口籍籍，以为不便。又遣使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为辞。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即令罢冶铸。

　　别本《实录》遣赵安易、尹荣等诣川、峡铸钱在淳化三年六月甲戌。今从本志。安易，普之弟也。

　　江南钱

　　太平兴国二年。初，江南李煜旧用铁钱，于民不便。二月壬辰朔，樊若水请制监于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诸州官所贮铜钱数，尽发以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铜钱既不渡江[1]，益以新钱，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且除铜钱渡江之禁。诏从其请，民甚便之。

　　七年四月，诏江南民私铸铅、锡及轻小钱，颇乱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钱须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太平兴国八年三月，诏虔州市铅、锡六万斤，斤为钱二十九，增六钱。信州市铅斤为钱十五，增五钱；饶州市炭秤为钱，十增三钱，从转运使张齐贤之请也。齐贤初除转运使，辞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民间不便事一一条奏。』齐贤曰：『臣闻江南旧以铁钱为币，今改用铜钱，民间难得，而官责课，颇受鞭挞，此最不便。』上曰：『汉时吴王即山铸钱，江南多出铜，为朕密经营之。』初，李氏岁铸六万贯。自克复增冶匠，然不过七万贯，常患铜及铅、锡之不给。齐贤乃访得江南承旨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铜、铅、锡之所，又求前代铸法，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二十六万斤[2]、锡十六万斤。齐贤即诣阙，面陈其事。诏既下，颇有言其妄者，令中书召齐贤问讯，齐贤词甚确，乃可之，丁钊亦得复补殿前承旨，掌锡场。或又言新法增铅、锡多者，齐贤固引唐朝旧法为言，始不能夺。然唐永平钱法，肉、好、周、郭精妙，齐贤所铸虽岁增数倍，而稍为粗恶矣。

　　至道二年十月己未，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先是，饶州有永平监，兵匠多而铜、锡不给，知州马亮请分其工之半，别置监于池州。诏从之。于是岁增铸钱数十万缗。亮，合肥人也。

　　农田

　　何承矩屯田之利

　　淳化四年三月。初，何承矩至沧州，即建屯田之议，上意颇向之。既而河朔频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壤【杰按：壤，疑为"坏"字之误，盖"壞"字，编者误书为"壤"。】城垒民舍，处处蓄为陂塘，妨民种艺[3]，于是承矩请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会临津令黄懋亦上书，请于河北诸州兴作水田。懋自言闽人，本乡风土，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因诏承矩往河北诸州按视，复奏如懋言。壬子，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入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段从古同掌其事。以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4]，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东霜晚，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气迟一月，不能成实；江东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议，沮之者颇众，又武臣亦耻于营茸佃作。既而种又不熟，群议益甚，几罢其事。及是，承矩即载稻穗数车，遣吏部送阙下，议者乃息。自是蒲苇蠃蛤之饶，民赖其利。

　　《实录》于是月甲午，先载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为制置使，懋为判官。按：上得懋书，又令承矩按视；承矩复奏，然后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从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陈尧叟等建水利垦田之议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家鲜余粮，地有遗利。臣等每于农亩之业，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修垦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讨论典籍，备穷本末。自汉、魏、晋、唐以来，于陈、许、郑、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兵以充役，每千人，人给牛一头，治田五万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得十五万斛。凡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岁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极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仓廪充实，省江谁漕运。其民田之未辟者，官为种植；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劝农之要道也。《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之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蛊灾之害，又少于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上览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按视，经度其事。选，庐江人；亮，南充人也。

　　二年四月丁酉，皇甫选、何亮等上言：『先受诏往诸州兴水利。按，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袤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收皆亩一锺。三白渠亦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渠共溉田四万四千五百顷。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顷，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近代改修渠堰，寝隳旧防，失其水利，故灌溉之功绝少于古。臣等先至郑渠相视，用功最大，并仲山东、西凿断岗阜，首尾三百余里，连亘岸壁，堙废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泾河平浅，直入渠口。既年代遥远，泾河日深，水势渐下，与渠口相悬，水不能至。峻崖之处，渠岸摧毁，荒废岁久，实难致力。其三白渠溉泾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此渠衣食之原也。望令增筑堤堰，以固护之。旧有斗门一百六十七，以节制其水，皆毁壤【杰按：壤，坏之误。】，请悉缮治，令用水有准。渠口旧有大石门，谓之洪门，今亦陨圮。若再议兴制，则其工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势，别开渠口，以通水道，岁令渠官行视岸之阙薄，水之淤损，即时缮修疏洽之。禁豪民无令峻渠导水，以擅其利。泾河中旧有石堰，修广皆百步，捍水雄壮，谓之将军翣。废坏已久，基址具在。杜思曾献议请兴此翣，而功不克就，其后止造木堰，凡用材一千三百余，数岁出于沿渠之民。涉夏水潦荐至，渠暴涨，水堰遂壤【杰按：壤，坏之误。】，漂流散失，至秋复率民以修葺之。数敛重困，无有止息。欲自今溉田毕，命工拆堰木置于岸侧，可充三二岁修堰之用。所役沿渠之民计田出丁，凡调万二千人，谓之水利夫。将军翣可造堰，各有其利，固不惮劳，不烦岁役其人矣。择能吏专掌其事，置于泾阳县，以时行视，往复甚便。』又言：『郑、许、陈、颍、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私闲田凡三百五十一处，合二十二万余顷。盖民力不能尽耕。汉、魏以来，杜预、召信臣、任峻、司马宣王、郑艾等立制，垦辟之地，由南阳界凿山开岭，疏导河水，散入唐、郑、襄三州以溉田。诸处陂塘坊埭，大者长三十里至五十里，阔二丈至八十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沟渠大者长五十里至八十里，阔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历览，若皆增筑陂堰，劳费甚烦。欲望于堤防未壤【杰按：壤，坏之误。】可兴水利者，先耕二万余顷，他处渐图建置。』时著作佐郎孙冕总监三白渠，诏冕依选等奏行之，募民耕垦七州之田，自邓州始，皆免赋入。复令选等举一人，与邓州通判同掌其事。选与亮分路按焉。

　　陈靖垦田之议

　　至道二年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丰其食者，莫大于积谷而务农也。臣早任计司判官，每获进对。伏闻圣训，以为稼穑农耕政之本。苟能劝课田亩，康济黎元，则盐铁、榷酤，斯为末事。谨按：天下土田，除江浙、荆南、陇蜀、河东等处地里敻远，虽加劝督，亦未能遽获其利。况古者强干弱枝之法，必先富实于内。今京畿周环三十州，幅员三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农耕而事游惰。逃亡既众，则赋额日减，而国用不充，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游惰既众，则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寇盗伤杀，无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物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择大臣一人有深识远略兼领大司农事，典领于中；又于郎吏中选才知通明能抚民役众者为副，执事于外。自京东、西择其膏腴未耕之处，申以劝课。臣又尝奉使四方，深见田民之利害，污莱极目，膏腴坐废，亦加询问，颇得其由，皆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常租，宽以岁时。然乡县之间，扰之尤甚，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被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敛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县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言归。奸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则望借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之辈，诱之耕凿，未计租赋，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之丰寡，相农亩之硗肥，均配俾之，无烦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更课令益种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于井田；营造室居，便立于保伍。逮于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咸俾经营，并立条制。俟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有家可恋，有土可怀，即计户定征，量田收税。以司农新附之召籍，合计府旧收之簿书，斯实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餱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授，委於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值，依时价折估，纳之于仓，以其成数关白户部。』上览之喜，谓宰相曰：『朕思欲恢复古道，革其弊俗，驱民南亩，至于富庶。前后上书言农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阙其本，有其说而无其用。靖此奏甚谙理[5]，可举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对奖谕，令条奏以闻。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民输税外，有荒田愿附司农之籍者，民有牛岁责以租课愿隶籍受田者，并定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杰按：壤，坏之误。】有水旱之虞、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硗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二。一家有三丁者，请加授田如丁数以给。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者给七丁，至十丁三十丁者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及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二丁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令常参官于幕职州县中各举所知一人堪任司农丞者，授诸州通判，即领农田之务。又虑司农官属分下诸州，民顽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张皇纷扰，其事难成，望许臣领三五官吏，于近甸宽乡设法招诱，俟规画既定，四方游民，必尽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吕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望以其状付有司详议。』乃诏盐铁使陈恕等于逐部择判官一人通知农田利害者，与靖同议其事。恕与户部使张鉴、度支副使栾崇吉、户部副使王仲华、盐铁判官唐尧叟[6]、度支判官李归一共议，请如靖之奏。乃诏以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郑、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上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

　　靖为劝农使在八月辛酉，今并书之。

　　塞滑河

　　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丙辰朔，河大决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壤【杰按：壤，坏之误。】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有司议大发丁夫塞之。上曰：『乡者发民塞韩村决河，卒不能成，但为劳扰。』乃令出卒数万人，赐以内府金帛，令内客省使郭守文往护其役。

　　九月，郭守文塞决河，堤久不成[7]。上谓宰相曰：『今岁秋田方稔，适值河决，塞治之役，未免重劳。言事者言诸河之两岸古有遥堤，以宽水势。其后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当令按视。苟有经久之利，无惮复修。』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济阴柴成务（本志作太常丞刘锡。今从《实录》及《会要》）、供奉官葛彦恭缘河北岸，国子监丞赵孚、殿直郭载缘河南岸，西自河阳，东至于海，同视河堤之旧趾。凡十州二十四县，并勒所属官司件析堤内民籍税数，议蠲赋，徙民兴复遥堤利害以闻。孚等使回，条奏曰：『臣等因访遥堤之状，所存者百无一二，完补之功甚大。臣闻尧非洪水，不能显至圣；禹非导川，不能成大功。古者派为九河，始能无患。臣以谓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至郓，虽有堤防，惟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近，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平均济，通舟运，溉农田。如此，则惟天惠民，茂宣于德泽；分地之利，普洽于膏腴。既防水旱之患，可获富庶之资也。』朝议以河决未平，重惜民力，寝其奏焉。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谓宰相曰：『修防决塞，盖不获已。秋霖洊降，役民滋苦。岂朕寡德，致其灾沴乎?』赵普对曰：『尧水汤旱，时运使然。陛下劳谦勤恤，过自刻责，下臣恐惧无所措。望少宽宸虑，以俟天灾弭息。』丁丑，上以河决未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用一大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癸卯，滑州言河决已塞，群臣称贺。先是，役丁夫十万余，功久不就，议者多请罢之。殿旨刘吉确称役不可罢，即令助郭守文监督。及是而堤成，未几，河复决。丙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献《河平颂》。

　　雍熙元年正月丙辰，遣使按行河决所坏民田。

　　三月壬子，遣翰林学士宋白乘传祭白马津，沉以太牢，加璧焉，河决将塞故也[8]。先是，塞房村决河，用丁夫凡十余万，自秋逾冬，既塞而复决。上以方春播种，不可重烦民力，乃发卒五万人，令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总督其役，供奉官刘吉自赞请行，具言若河决不塞，当夷族。上壮之，使副重进。吉亲负土，与役徒晨夜兼作，戒从吏勿言。使者至，密访，乃得之。归以白于上，上甚喜。内侍石全振者领护河堤[9]性苛急，号为『石爆裂』。数侵侮吉，吉默不校。一日，吉与乘小艇至中流，语之曰：『君恃贵近，见凌已甚。我不畏死，当与君同见河伯尔！』将荡舟杀之[10]。全振号哭，搏颊求哀，吉乃止，自是不复敢侵侮吉矣。己未，滑州言河决已塞，群臣称贺。吉之功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赐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及州县民今年田租。

　　校勘记

　　[1]渡江原本作『度江』，据《长编》卷十八改。

　　[2]二十六《长编》卷二十四作『三十六』。

　　[3]妨民种艺原本脱『民』字，据《长编》卷三十四补。

　　[4]八百原本作『六七』，据《长编》卷三十四改。

　　[5]谙理原本作『诣理』，据《长编》卷四十改。

　　[6]唐尧叟《长编》卷四十作『谭尧叟』。

　　[7]堤久不成原本作『议久不成』，据《长编》卷二十四改。

　　[8]自『三月壬子』至『将塞故也』《长编》卷二十五是日之下无此语。

　　[9]石全振《长编》卷二十五作『石金振』。

　　[10]荡舟原本『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十五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