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回河上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绛陛见，面谕河北水灾，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赐告。时河决小吴未复，议者欲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绛五上疏，乞复澶渊故道。朝廷为之寝河役。

　　九月丁丑，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

　　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向者知澶州王令图辄有论奏，欲于迎阳埽开浚旧河，使水东注，及乞于孙村地分金堤置约，使河流复归故道。河北转运司并不计审利害，继有论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图相度，自迎阳埽已下，许令一面经画，才候止日，放水入旧河，仍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水势，归复故道。朝廷差李常、冯宗道相视[1]，未至本处，而转运使范子奇、李南公自知欺诞不可掩匿，乃于正月十八日论奏，又牒李常，称迎阳、孙村两处回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称不可，已罢其役。按：河流回复，自古及今，最为中国之大事。今缘令一言，遽欲兴复，开旧塞新，及朝廷遣使按视[2]，具见其实[3]，则方露底里，以为难成。同异两端，情涉侮玩。愿付有司勘治子奇、南公之罪，以戒欺谩。』诏范子奇、李南公各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吏部侍郎李常、勾当御药院冯宗道言：『准朝旨相度黄河利害。臣等所至，历览其堤防，全未高广，物料亦未有备。缘堤防之设，全系水官；物料之审，责在本道。今经涉岁月，尚尔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诏添置外都水使者、勾当各一员。

　　十一月丙子，相度河北水事张问言：『臣至滑州决口地分，相视得迎阳埽至大、小吴埽水势低下，旧河淤淀。若复旧道，功力难办。请于南岳大名埽地分开直河，并签分引水势，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从之。

　　二年二月己丑，王令图、张问奏乞分河水入孙村口，已蒙依奏。寻准旨未行，令乞依前奏开修。从之。

　　《政目》八日事当考详。问前奏在去年十一月二日，又十二月六日，令图、问再视按。二年二月八日，诏从王令图、张问奏，开修孙村河。〈实录》并不书，此据吕大防〈政目》。然既从二人所请，令图寻卒于三月十七日，其次日，即命王孝先代之。孝先亦同欲开修孙村河者也。四月十三日，又命顾临代范子奇为转运使，以河议未决，一十六日，乃诏转运使、副与水官共议开修的确利害。据此，则二月八日虽降开修指挥，寻却寝罢，故今复令有司别议[4]。

　　十月丁亥，河北都转运使顾临等奏：『乞将应缘讲议河事行遣，并依元降朝旨，以「讲议河事所」为名，候议定合开修去处奏闻，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实，委得允当，许令兴工，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知大名府冯京言：『准敕开修減水河，在本府护城横堤之南。请下有司预行固护。』诏令都大提举修河司照会。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图议，将复大河故道，诏李常视之。常言不可，役已兴，旋罢。时元祐元年正月也。其月，又诏张问同令图相度。问请开孙村水口河以分減水势，朝廷既从之，寻亦中辍。二年三月，令图死，王孝先代领都水，亦欲开孙村口減水河如令图议。知枢密院安焘两奏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人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限强寇，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每决而西，则河尾益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敌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至计也。』太师文彦博议与焘合，中书舍人吕大防从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议，同列莫能夺。中书舍人苏辙见右仆射吕公著，乘间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公著惊曰：『君何言欤！』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唯唯曰：『当与公筹之。』然竟莫能夺也。回河之役遂兴。丁未，曾肇言：『昨奉使契丹还，过河北，窃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減水河，欲为回河之计，调发河北及邻路人夫应副工役。询之道路，皆云：「见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系黄河退背地分，恐难成功。当河北累年灾伤之后，未宜有此兴作。」伏望圣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监司公共讲求，使议论早定，不至枉费民力，更招后悔。』

　　十月戊戌，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庚子，三省、枢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院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5]、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适诸臣敷奏河事，臣预闻议论，乞更少采。愚见孙村口回河利害，论者不一。近召谢卿材、张景先以与王孝先及俞瑾商量。卿材状称河势北流顺快，乞不行闭塞。孝先等状称惟孙村口可以取水，还复故道，须治故道[6]，旧堤乞更展一年。如将来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或河道变移[7]，别无取水去处，乞免修河官吏责罚。且孝先等系建议官，其说却如此，是亦未能保必可以成功。只开減水河浚故道[8]，治旧堤，计用兵夫数万、物料数千万，尚未塞，将来闭塞河门所费用五号若果能回复大河为永远之利，虽更劳费财力，亦不足计较。今据其说，乃是侥幸万一成功，未有的确利害。将来若回河不成，是虚弃数千万物料，困数路民力，岂得不虑?又诸臣言设险事，此固为远虑，然须因地势回复大河，方可为险。如孙村口回河不得，亦须别行相度。边寇若御得其道，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岂是设险之效?苟御失其道，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当时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须且详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惜!』又奏：『昔河决天台埽，是时章献太后垂帘，两遣近臣按视，预积物料，数年然后兴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视，候见的实利害，然后兴役，亦未为晚。臣非为异论，实以忧责所系，不敢不尽愚欵，愿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议。』于是收回戊戌诏书（此据《范纯仁家传》增入）。

　　十一月甲辰朔，三省、枢密院言：『检会都水使者王孝先，于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与旧河孙村口相属，仍相度于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缕河小堤，闸断河门；于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仿往时作汴河规模，开修減水河一道，分杀水势，东移入河。寻召到李先及俞瑾等，令陈述利害。据李先等称，除孙村口外，更无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处。其孙村口欲作二年开修，今冬先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来春下手，先开減水河分減水势，所用兵夫已前由定数，至元祐五年，方议开塞北流，回改全河入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结罪保明状讫。看详除预备旧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塞北流回河入东流故道，并来年开減水河，虑别有未尽利害，欲差官躬亲相度，具经久利害，诣实奏闻。』诏差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躬亲往彼相度，并具的确，遵利害画图，连衔保明闻奏。如孙村口不可开河，即别下近界河路逐一处，亦具保明闻奏。

　　九月五日，苏轼云：『孝先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然则孝先建议，必在九月五日前奏。

　　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者实主回河议，范纯仁独以为不然。主议者谓纯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晓之熟矣。公足迹未尝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纯仁曰：『利害则非纯仁所知，至于水性趋下，则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纯仁不敢坚以回河为不然，但以：『边事未宁，百姓尚困，国家府库财物有限，主上初即位，垂帘之际，兴此大役，安得不审慎乎?』乃议再遣百禄、君锡按视。范纯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此是将寻常价例约度。今来立限，要二月中有备，则必诸州争买，价例更高，不惟所用钱物浩大，官吏逃责，恐不免劳扰。既称开減水河，只要试探水势，已计梢草若千万束，内若干旧有，若干今买，即来春所用兵夫，须与梢草相称，方能了当。其开減水河，本只欲试探水势，已费财用如此，将回复大河、塞决口，都未曾及，此正臣前所谓用过财力既多，欲罢不能之端也。兼议者始谓今年丰熟，梢草易为收买。以臣愚见，惟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况大河既未全复，物料自当減数。设欲预备，亦须渐次计置。』户部侍郎苏辙言：『近闻回河之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兴修小役，竟末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敢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闰十二月，范百禄、赵君锡既受诏同行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决不可回，即条画以闻。

　　四年正月乙未，范百禄、赵君锡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罢修河司。旬余不报，于是上疏奏曰：『窃谓本朝河决必塞，已塞复决，未尝复行于故道也。今河行大岯之西，至于大陆，分注木门，由阎官道会独流口，入界河，东归于海。合禹之迹，前人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元丰以前，未有回河之论。八年以后，乃有若王孝先、俞瑾辈敢妄议回河。孝先身为水官，无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视，究见利害，而大臣廷议，踰月未决，臣窃惑之。又况元丰四年，小吴河决。未两月，而神宗皇帝神畿睿断，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顺天地卑高之性，知百川脉络之理，明诏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复。自今更不开塞。」于是远近心服，人无异论。今孝先等乃敢横议，违戾先帝明诏之意。欲望睿慈亟罢修河司，以省大费。正孝先之罪，以明典刑。则天下幸甚!』己亥，诏罢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壬子，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侍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七月丙申，都水监言：『黄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口，后来泛滥，未著河漕。朝廷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盖新河堤防与故道金堤殊绝，若以为北流无患，则前年河决南宫下埽，去年决上埽，今年决宗城下埽，岂是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赴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赴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危或决，皆在东岸，显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无以为经久之计。昨来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臣前之急，而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本监勾当公事李伟状：相视得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功毕，更拨沙堤第二口減泄大河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在国家为无穷之利。必欲经久，遂作一一股，仍须增添役夫，乃为长利。然未下监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看，即今所修，较之利害，孰为轻重?』诏令河北路安抚司、监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十日，苏辙言李伟张皇申报。八月十八日，置修河司。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臣去岁领户部外曹，以财赋不足，而开河之议不决，河北费用不赀，曾三上章论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孙村以东故道高仰，势决难行。是时大臣之议，多谓故道可开，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行相度。百禄等既还，皆谓故道不可开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不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趋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权要，效其诚说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议，皆以为当。臣窃闻见今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今申报涨水出崖田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夫工，开河道，进锯牙，欲纳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使东行，实同儿戏。臣愿陛下急下有司，且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其故道堤坏决之处，略加修完，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纳等事，一切不得兴功，仍不许奏辟官吏、调发夫役。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羣小妄说，不攻自破矣。』己酉，河北路转运使、都水使者谢卿材为河东路转运使，权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河北路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时复议回河，故徙卿材。然子奇寻亦复以直龙图阁归故宫。乙丑，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具到乘势开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直堤第三铺水势顺快，故道渐亦为备。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力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差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举，以伟为专切管勾应办回河等事。

　　七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议，令诸司保明回河云。诏以回复大河，都提单修河司调夫十万人。

　　九月乙未，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元丰四年，河决小吴，神宗皇帝下诏，更不修闭决口[10]。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朝廷疑惑[11]，故先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按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李伟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于众，即依得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自八月八日救护，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万，调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达旦，扫緷愈危，随即垫去，终未能守，而直堤自溃决。令【杰按：令，今之误】才开第一铺，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塞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及二使还奏，大臣议论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以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遂欲遂非，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狥一言之失而必不成之功，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决溢，随宜救护。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汹汹，皆言不便。臣有言责，若避嫌缄默，坐观国事有误，臣之罪大矣!』亦不报。

　　祖禹新传云：『朝廷卒从其议。』按：此时初不从，卒从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迁给事前。

　　十一月己丑，中书侍郎傅尧俞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奉圣旨，令臣与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闻。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轻，不能回夺。兼缘都堂议论，婉顺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吴已役五万余夫，兵士不在其数。将来诸路调发人夫数十万，殚国财，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成之役，兼虑春中，或遇雨雪寒冻，不唯怨嗟溃散，枉费物料钱粮，亦恐伤害人命，其数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复具论列。今主议者云：「欲回河以缓北流之患。」而未尝于北流略为堤备。若将来河势不可东流，不幸又加大水，则北流之害，岂可御哉?欲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挥，直罢修河司，浚孙村口，准备分減涨水，因便检讨北流紧急堤岸，疾速修完，不管疏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势，然后别议，则两边俱无所失，上下安乐，可以全河北百姓，变祸为福，其利无穷。在陛下神断，一言而已。』

　　十二月癸丑，三省、枢密院言：『昨令都提举修河司从长择一顺快处回河，差夫八万、私雇二万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外都水丞司检讨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夫七万四千五十六人，两项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监丞李君贶等检计裁減水河，其差夫八万人，于数内減作四万人充修河工役，于李君贶等裁定差夫内，共減作一十万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擘役使，余依元降指挥。』

　　五年二月己亥，诏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修減水河。庚子，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阔远，宜权罢修黄河。以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朱光庭言东北久旱，河役动众，恐妨农事，故降是诏。焘奏：『臣访闻东西旱气阔远，窃虑河事大役，人情劳怨。调众妨农时，其招灾害之由，疑亦因此。望圣慈详酌，权令住修河，候秋熟日取旨。』光庭奏曰：『昨议修闭大河北流，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而未可强使之东，俟一二岁，观其水势所向，果有太过之势，因而导之，岂不易哉?朝廷审以为是，遂权罢闭北流。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决所欲，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若一切罢去，则遂无事矣，故犹为減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而又得依旧广占官吏，事权在手，以从私意。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伟一小人，且減水河开与不开，殊无利害，若只留堤口，涨水大则势须自过，何须更役人开浚哉?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減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減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如此，则兴事不妄，人情妥安，上天之应，必降膏泽。』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府，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臣前此在政府，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东，恐变改不定，时不可失。臣以前车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尝屡有奏陈。蒙陛下专遣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寻蒙宸断，宣谕大臣，令速罢修河。三两月来，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议者以为可因水势，以成大利，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赵君锡议，而复兴回河之役。臣观今举动次第，是用时不可失之说，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难成及三五年间必有溢决为虑，只且以河水东流之后，增添两岸堤防铺分，大段数多；逐年防守之费，所加数倍，则财用之耗蠢与生民之劳扰，无有已时。更望圣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比之今日，所增几何，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则利害灼然可见。』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12]。』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许输钱免夫，县令上下，皆以为便，纯仁独忧，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岁差夫一下费万钱，今已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与执役之劳，岂不便乎?』纯仁曰：『每岁差夫虽曰万钱，然携以随身者不过三千文，得一丁就食于官，是民间未尝有所费也。今免夫所出七千，尽归于官矣。民又俨然坐食于家，盖力者身之所出，钱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无，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亲执役者以为便，穷民有力而无钱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计其的确合用之数，纵使所差倍其所役，民不甚劳苦。今若出钱以免夫，虽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钱，其弊无由致察。又从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钱无远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则为民之害，无甚于此。』

　　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大河新水向生，请鸠工预治所急。』戊辰，侍御史孙升言[13]：『臣伏见李伟、吴安持自去岁兴回河之议，二人相与诬罔朝廷，而安持诡谲多奸，既已诳惑大臣，不肯同任其责，万一侥幸其成，则欲享其利；败事，则将来归之建议者。遂令李伟于去年八月独奏陈大河要切利害。』又云：『窃观今日两岸增进马头、锯牙，其沙河直堤水口自已通快，显有全回之势，惟与都水使者吴安持晓夕讲究，见得上件利害灼然[14]，安持遣官暂赴尚书省禀议：「伏望圣慈早赐宸断，即乞复置修河司，其官属诸般事件，并依昨来已降例施行，所贵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条理，可以乘时建立大事。」李伟、吴安持协比为此奸言，朝廷遂以为信，并依所奏施行。今日考其奏请之言，无一验者，而枉费财用、民力已不可胜数，远近为之骚然。上赖宗庙社稷之灵，圣聪睿断之果，昭察奸言，一切放罢。不然，患害有不可言者。吴安持、李伟利口轻儇，欺罔奏陈，传播中外，奸言显露，罪恶难掩。伏乞早赐指挥罢斥，以协天下公议。仍乞罢修河司，候有定议，别听指挥。』

　　九月丁亥，宣德郎孙迥知北外都水丞[15]、提举北流，右宣德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提举东流，同共提举北京黄河北外，仍那移两河人兵物料。

　　是月九日，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之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为回河之议，自是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为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其去岁八月，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万一私觊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茭，百费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能尽罢其役，始令开減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复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外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河身内妨碍处取豁河槽，候冰冻消释，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前欵，流窜李伟，以正国法。』

　　十月癸巳，罢都提举修河司。苏辙又言：『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准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准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摇朝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衔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虽然，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侍御史孙升言：『谨按：宣德郎李伟狂妄怀邪，欺罔误国。既独奏二股回河之议，有乘时建立大事之言，内挟文彦博之势权，外假吴安持之游说，大臣为之摇动，朝廷于是听从。力役既兴，公私被害。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罢，则李伟欺罔之罪益明。今来朝廷不独不行李伟之罚，而又授李伟以外监丞之命，如此，则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伏望圣慈详察李伟欺罔之罪，早赐罢黜，以厌伏中外之心。』

　　六年正月丙戌[16]，御史中丞苏辙言：『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北，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虽变回河之名力分水河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減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造马头三百余步，乞从收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拦水势，泛溢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奏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紧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为減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官同共踏行，详具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天，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农足之渐，则天下幸甚!』

　　三月。始，苏辙为御史中丞，论回河三事。其一、乞存东岸清农口；其二、乞存西岸投摊水；其三、乞除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下河北监司相度，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既执政，于殿庐中谓大防曰：『锯牙终当如何?』大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若不东，北流必有害。』辙曰：『分水虽善，其如北京百万生灵每岁夏秋常有决溺之忧何?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故道虽中间通流，两边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

　　刘挚曰：『今岁岁开浚，正为此矣。』辙曰：『淤却一丈，开得三尺，何益?若淤涨水过后，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令能胜任涨水，彻去锯牙，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实利也。』挚曰：『河朔监司皆不如此司，为之奈何?』辙曰：『外官观望故尔。何以言之?张璪虽言锯牙当存，而乞大修北京签横堤，所费不赀，则准备锯牙激水之患耳。』大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目见，则须以公议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挚皆言以分水为便。辙具奏。上语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辙曰：『朝廷若欲慎重，乞候涨水过，见得故道，转更尤高，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彻去锯牙。如此，犹且稍便。』既至都堂，大防、挚令批圣旨，并依都水监所定。辙谓堂吏：『适已奏知，乞候涨水过，别行相度。』挚大不悦。大防知不直，意稍缓。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

　　此据《龙川别志》及《颍滨遗老传》附三月末。

　　七年十月辛酉，诏：『大河东流，都水使者吴安持赐三品服，北外都水监丞李伟令任满日，令再任。』

　　《玉牒》云：辛酉，河复故道。

　　八年正月乙巳，中书侍郎范百禄言：『窃闻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罢回河后，逐年并功，修进梁村锯牙，并大河两马头。经今四周年有余，用过功力浩瀚，兼三处并行，若如水官之意，既进埽绎，又狭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及预乞朝廷候北流浅小，作软堰闭断。详此五事，显见必欲回河，特以分水为名，托云恐东流生淤险，行巧计耳。方且鼓倡言路，以非为是，致台官章疏前后十余，中外传听，不能无惑，深恐不便。伏望二圣明诏三省速议，果决拆去河上锯牙、两马头，开放河门，任令大河自浚趋下，免致壅遏障塞，淤坏北流，积为大害。若北流通决，将来每遇水涨，自然分向东流。既是分水之利，两河并行，久远安便。』百禄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敕罢回河，今来臣僚回河之意终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然不可回，吴安持等方日生巧计，壅遏北流，前后多端，致大河渐有填淤之害，寝坏禹迹之旧，岂不深可惜哉?』先是，进呈御史李之纯、董敦逸、黄庆基乞回河东流、杨畏乞差官相视，及都水监吴安持乞于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免填淤事。时吕大防在告，苏颂等皆言商量未定。苏辙面奏：『安持所言，决不可从。』而范百禄再上此奏。

　　二月己未，门下侍郎苏辙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公事[17]。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旨。切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尝以为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伏望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动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绎。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绎，约令北流人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埽绎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也。

　　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并《栾城》所载札子日月，井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辛未，三省进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

　　《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校勘记

　　[1]朝廷原本脱「廷」字，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2]按视原本『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3]具见其实原本『具见其』三字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4]别议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五补。

　　[5]退太师原本『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6]须治故道原本作『须快乞不』，语甚淆乱，兹据《长编》卷四一五改。

　　[7]或河道变移原本无『或河道』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四五一补。

　　[8]只开原本『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9]费用原本『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10]修闭原本作『终闭』，据《长编》卷四三三改。

　　[11]朝廷疑惑原本作『□议惑』，据《长编》卷四三三改补。

　　[12]凿收原本『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八补。《长编》原注云：『「凿收」二字，疑误。』

　　[13]侍御史原本『御史』下衍『大夫』二字，据《长编》卷四三九删。

　　[14]利害原本脱『利』字，据《长编》卷四三九补。

　　[15]北外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八补。

　　[16]丙戌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五四补。

　　[17]式假原本『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