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什之来长安也，北地佛教之盛，实可概见。当其译经逍遥园时，门徒如云，号称三千余人。其传译《大品》也，受其意旨，与之有关者，名僧有五百余人，或八百余人。其传译《法华经》也，四方义学之沙门，集者二千余人；《法华宗要序》所载。或谓其时听受领悟者，八百余人。《法华经后》序所载。其译《思益经》也，僧徒集者二千余人。其译《维摩经》也，集者千二百余人。此仅指当时学者而言，然其盛已可想矣。当苻秦之际，有小乘持律坚固者，自罽宾国陆续来华，传译小乘。罗什来长安时，适当小乘传译隆盛之后，故其学说，能倾动一时。僧叡所谓：“鸠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复兴之盛也。”此言盖纪实也。罗什门下，知名者十人，即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昙影、慧严、慧观、僧（音略）、道常、道标是也。此十人，古称罗门十哲。道生、僧肇、道融、僧叡四人最贤，号关中四杰。所谓英才林立，而罗什在长安之势，如旭日方升，其声名遂洋溢乎域外。青眼律师卑摩罗叉在西域时，以《十诵律》教授罗什。闻其有盛名于长安，亦不辞远道而来。有佛陀耶舍者，罗什往沙勒国时，曾从而受教者，亦闻风遥集。有弗若多罗，曾译《十诵》。此三人者：辈行皆在罗什之先，其视罗什声势烜赫，不觉瞠乎其后。此虽由于罗什学深识高，亦未始非秦主保护之厚，有以致之也。
当是时，惟新来之佛陀跋陀罗，可与罗什比肩，论其德或过之。罗什学识，诚足冠绝当代。但苻秦以来，僧徒之自罽宾等处至者，咸持戒律，人民已视为固然。而罗什则为秦主所逼，受其所赠妓女十人，带妻而居，从事俗家生活。其行为虽不满人意，而无一人加以非难者，其政治上保护之功乎？抑其弟子推尊其师如活佛所致乎？然罗什违异小乘，专传大乘，自不免受小乘学者之攻讦。如《大品般若》出，则慧导难之；《法华》出，则昙乐诽之；即其例也。
佛陀跋陀罗，学佛教于印度北方之罽宾。智严游学西域，请与俱来。凡自罽宾来中国者，咸由中央亚细亚，逾葱岭，出天山南路。佛陀跋陀罗则异是。相传其来也，出罽宾，跋涉三年，道由雪山，备极艰阻；中途附船，遵海而至。其说虽未可尽信，然其航海之际，遭遇暴风，飘流至山东青州东莱郡登陆，则确无可疑。自罽宾来华，而复遵海，其方向难明；意者其故乡乃北天竺、中天竺欤？实非印度南部也。当是时，秦主姚兴，力崇佛教，罗什名满天下。佛陀跋陀罗，遂闻风而至长安。其始至也，罗什喜而迎之，备极欢洽。然因质疑于佛陀跋陀罗，有不合处，交情乃变矣。
佛陀跋陀罗之居长安也，所处境遇，大异罗什。罗什为朝廷所崇奉，优与保卫，故其声势显赫。佛陀跋陀罗，力避俗权，独以教养弟子为务。相传“时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觉贤守静，不与众同”。觉贤者，佛陀跋陀罗之略称。盖译佛陀为觉，而译跋陀罗曰贤也。是知罗什、觉贤二派，明明有对立之倾向。厥后觉贤不能安，《高僧传》载：贤“语弟子云：‘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异惑众。又贤在长安，大弘禅业，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但染学有浅深，所得有浓淡，浇伪之徒，因而诡滑。有一弟子，因少观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贤未即检问，遂致流言，大被谤，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贤乃怡然，不以介意。时旧僧僧、道恒等，谓贤曰：‘佛尚不听说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又门徒诳惑，互起同异。既于律有违，理不同止。宜可时去，勿得停留。’贤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抱未伸，以为慨然耳。’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识真之众，咸共叹惜，白黑送者千有余人。关中旧僧，指罗什弟子。姚兴闻去怅恨，乃谓道恒曰：‘觉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咎，令万夫无导。’因敕令追之。贤谓使者曰：‘诚知恩旨，无预闻命。’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高僧传》之言若此，则当时二派之不相容，可以想见。于是智严退处山东精舍，静修禅定。觉贤遂南往庐山，依慧远矣。五舶之豫言云者，即觉贤所言本国舶来之谓。其后五舶果来，诚如豫言所云。此事传记多载之。是觉贤本乡，或非罽宾山国也。
次更言慧远。慧远、罗什，称南北二派。罗什为北派领袖，所居之长安，为北地佛教中心。慧远为南派领袖，所居之庐山，为南地佛教中心。罗什受政府优遇，义学之徒，麕聚云集；长安佛教，譬如春花盛开，生气勃发。庐山反之，地既幽静，适于隐者；慧远又力避权势，持沙门不拜王者之主张，学者数百人，萃止一山，发挥南地佛教特色；庐山佛教，譬如深秋枯木，旨趣闲寂。当是时，实南北二派并立之时。慧远、罗什，未尝谋面，而书问往还，互相推重。觉贤之南来也，慧远久耳其名，深致敬礼，愿居罗什、觉贤之间，负调解之责。
慧远者，道安弟子，乃竺佛图澄再传弟子也。见第二章。竺佛图澄之来华，值五胡侵入之初。匈奴刘渊独立，国号汉，后分前赵、后赵。前赵为后赵石勒所灭；石勒死，石虎继立，即竺佛图澄来华时也。竺佛图澄未尝翻译经论，唯以德望，感化后赵。后赵石氏，羯人也，本匈奴一部落，素未立教化。石虎凶暴性成，无所忌惮。终归依竺佛图澄，渐改其行焉。
后赵衰，鲜卑来自满洲，立燕国。苻坚者，西方氐人也，立国于长安，号前秦。当是时，中国北部，纷乱益甚。竺佛图澄之弟子，避乱东西，求居南北，流转四方，未尝辍学。道安留寓襄阳时，适襄阳为苻坚所陷，载之北去，此前秦佛教初兴时期。而罽宾小乘教之来，势如潮涌，亦即其时也。其助之翻译暨宣传者，以竺佛念、释道安为尤著。出家则称氏为释，自道安始，前既述之矣。
道安为注释佛经之始祖。当是时，为翻译学极幼稚时期，所译经文，索解不易；讲佛学者，不过叙其大意，以便转读而已。至道安始有注释，诠解文义，俾文之首尾易明。其所注解者，凡二十余卷。兹据《出三藏记》，示其重要书目于下：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析疑准》一卷
《般若析疑略》二卷
《般若起尽解》一卷
《道行集异注》一卷
《小十二门注》一卷
《大十二门注》二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持心梵天二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此经今藏中所存者唯有道安注。）
《阴持入注》二卷
《大道地经》、《十法句义》合为一卷
《义指注》一卷
《九十八结解》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以上总计十九部二十卷；此外尚有《诸天录》一卷、《经录》一卷、《答法汰难》二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但非注本耳。
按道安所注书目，盖于般若诸部暨禅经最为注重。虽翻译小乘经论，亦称尽力，其序文尝自道之；然道安极崇超俗脱尘之风规，自甘淡泊，离弃拘束，以玩味般若诸部之说。尝退居一室，安心瞑坐，离一切情欲妄念，而忘吾我，静参禅悦。《大小十二门》、《安般守意》、《阴持入》、《大道地》之类，皆属之。《安般注》序文所云，信可谓道安得意之言也，其文曰：“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无欲也；无为故无形而不因；无欲故无事而不适；无形而不因，故能开物；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安般经》说禅之进境，设有四禅六行之阶级。今所谓阶差级别云者，即指此而言。
道安所处时代，混乱已极。当是时，适承西晋末流，犹沿崇尚老、庄余习，学者以无为无欲为理想，以恬淡生活为高尚。佛教为中国人所喜，亦因其学说，与老庄有类似之处。是以初期译经时代，研究国人心理，以期推广佛教，惟近乎无为无欲恬淡诸说者为宜；而空禅诸经，遂特别受国人之欢迎，盖有故焉。考道安素习道教，后归佛教，其趋向若此，其注解亦可想见矣。道安之在长安也，居恒与罽宾三藏指小乘之持律坚固者。相接。尝就安世高所译诸书，加以注解，如《大十二门》、《小十二门》、《人本欲生》、《安般守意》、《阴持入》诸书，皆可信为安世高所译者。道安尝云：“若得面禀安世高，无异见圣。”其崇信之笃若此，殆喜其长于禅乎？《安般注》序曰：“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小十二门》序曰：“安世高善开禅数。”其论若此，信崇之故，可以明矣。然为此论者，非独道安一人。《僧伽跋澄传》亦云：“苻坚之末，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此实当时风气使然。盖道安在佛教初期时代，解释经典，代表中国人，奉迎佛教，信可谓能揣测国人之习尚者也。
出道安之门，擅青出于蓝之誉者，慧远也。道安系统，以超俗脱尘恬淡无为为旨，严持戒律，坚离六情六尘之迷，力保精神安静，非如西晋老庄学者之放浪不检也。其所主张，与罗什异，而与罽宾诸师同。道安增一《阿含经》序曰：“而今以后，幸共护之，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斯谆谆之诲，幸无藐藐听也。”又曰：“此二经，有力道士，乃能见当以著心焉。如其轻忽不以为意者，幸我同志鸣鼓攻之可也。”慧远既受此感化，其持律严肃，实无足异。传闻慧远病笃，弟子等劝进豉酒，谓违律不饮；又请进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进者，亦恐违律，乃命检寻律文得饮与否？卷未半而逝。其遗诫云：“死后露骸松林下，视同土木。”观此可以知其风格矣。故庐山之教，以超俗严肃为骨髓，与长安罗什习尚相反。此南北二地二大中心对立之状态也。
兹述南地佛教缘起：我国佛教，自通西域，始来长安，决无可疑。印度人直接由海道来中国南部者，为时较后。《高僧传》载印度佛教僧来中国南部。所谓南部者，当指船泊广州或交州而言，但此乘船而来者，至刘宋后始盛；刘宋以前，航路交通，可称绝无。虽相传佛陀跋陀罗航海而来，法显三藏遵海而回，然二人之船，乃泊山东半岛，非抵南部也。
相传安世高圆寂于南方，近于附会。阅七十载，康僧会南来，建寺于建业，名建初寺，是为南地寺院之始。其前四五十年，有牟子者，居交州，著《理惑论》，颇为佛教辩护。似南方此时已有佛教。但牟子名称，近于假托，《理惑论》亦属伪书。南方佛教，传自何人，真际难明。相传建业佛教，传自康僧会。但康僧会之前，有支谦居士者，在古代翻译家中，当首屈一指，所译经典，今日尚有存者。支谦所译经典，《出三藏记》载三十六部，或三十七部；《高僧传》载四十九部；《历代三宝记》载百二十九部；《开元录》载八十八部。支谦之往吴也，其南方佛教之始乎？考维祗难、以译《法句经》知名者。竺律炎之往武昌，尚在支谦之前，其事迹不详，其影响及于佛教亦不大。稽诸史册，吴主孙权即位时，维祗难、竺律炎初赴武昌，但未入吴都建业耳。其在建业弘佛教者，居士则始自支谦，出家人则始自康僧会。盖支谦广译经典，弘宣佛教，而康僧会则为君民所归向者也。故推究南方佛教之原始者，往往以康僧会，与其建初寺，相提并论也。
尔后，三国为晋所并。晋末，五胡乱华，南地变为东晋。实西域中国交通便利时代。传佛教者，亦乘机源源而来。即前所述苻秦、姚秦相继据有长安时也。当是时，大法流布之势，寖盛于南方。于是昔日号称法缘薄弱之南地，比于北地，得先沾佛陀德泽矣。慧远本北人，其师道安被苻坚载之北去，慧远即别师来庐山。当时高僧之来庐山依慧远者，概来自北方者也。
北人质直，南人洒脱，南北风气各殊，自古已然。东晋沿西晋崇尚老庄余习，故庐山一派，所示高逸之风，颇合时宜。况自北方来者，多厌离乱，而欲安静乐道于山水间者乎。庐山派之兴盛，非偶然也。
庐山虽不假政治力之保护，但闻慧远之风，自西自东，慕其学而来者，络绎不绝。慧远凭其力之所及，黾勉从事。既迎来学者，复遣求法者，往西域求取梵本更传译经论，其事业可谓盛矣。道安《比丘尼大戒》序曰：“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其言之意味，虽极平淡，但当时严肃佛徒，想象其真际，兼三者而修之，视为活语。慧远尤奉行惟谨，持律极严，传译禅经，苦心独具，信可谓当代杰出之学者矣。《十诵律》本弗若多罗与罗什共译。弗若多罗，半途圆寂。其后昙摩流支来长安，携有《十诵》梵本。远乃致书敦请，令在关中续译之。卒能完成弗若多罗未竟之业者，远之力也。佛陀跋陀罗在长安被逼而去，发使至关中迎入庐山者，亦远之意也。佛陀跋陀罗素以禅著称，慧远罗而致之，俾得一意传禅，所译《达摩多罗禅经》，乃其得意之作也。慧远弟子法净、法领俱受师命，远赴西域，多携梵本而回。僧伽提婆，亦自罽宾来庐山所译经典颇多。故相传有“所以禅法经戒，皆出庐山，几且百卷”之语。佛陀跋陀罗所译《华严经》梵本，亦法领自于阗携远者。故相传有“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远大存教本，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越沙雪，旷岁方还”之语。但译《华严经》之处，乃在建业道场寺，不在庐山。由此观之，南地佛教，风行一时者，慧远一人之功也。故相传有“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皆远之力也”之语。斯言也，可称实录。
后慧远复在庐山结念佛社，即历史上有名之白莲社也。所谓白莲社者，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适谢灵运凿池东林寺前，植白莲其中，遂因以为号焉。入社者凡百二十三人：有僧，有俗，有道安弟子，有罗什门徒，皆避世遗荣，慕庐山之风而来集者。其中尤贤者十八人，世称庐山十八贤。是为中国兴行念佛之始。谢灵运为慧远弟子，未经入社。陶渊明亦与慧远善，常往来庐山，缔世外之交，亦莲社中人也。
庐山至今尚有慧远遗风，惟近来所传念佛宗，其旨乃合念佛与禅二者而一之。在慧远当时，则未尝倡禅净一致之理论。盖戒、定、慧三者，为佛徒所必修，而念佛则视为一种禅观而修之，故念佛亦有种种修法。慧远所谓定心别时念佛，殆分昼夜六时，昼三度，夜三度。使按时念佛耳。定心者，即凝观念，即指所谓禅观而言之也。故庐山念佛，不过于阿弥陀佛像前，口唱佛名，心观佛相佛德，可由此想到未来往生西方之位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