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①？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②；人多伎巧③，奇物滋起④；法令滋彰⑤，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

　　①然：这样，如此。

　　②滋：更加。下同。昏：乱的意思。

　　③伎巧：技巧，即智巧。

　　④奇物：邪事，奇事。

　　⑤彰：明白，清楚。

　　【译文】

　　以清静无为的正道来治理国家，以奇巧诡秘的方法来用兵，以不扰害人民来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在这里：天下的法禁多了，百姓就越加贫困；民众的锐利武器多了，国家就越混乱；人们的心智和机巧多了，邪风怪事就越容易发生；法律越是森严，触犯法律的人便越多。所以有道的人说：“我若‘无为’，百姓就会自我化育；我好静，百姓自然就会走上正道；我若无事，百姓自然富足；我无欲望，百姓自然就变得淳朴。’

　　【解析】

　　在前面的章节里，老子曾经多次提到过无为而治的思想。本章的主旨仍是“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够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那么人民就会因为受到盛德的感化，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既生活富裕又淳朴善良。

　　本章以“以正治国”开头，“正”指的是清正无为，这也是老子的治国方略。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是有机会接近最高统治者。所以，老子通过对统治者认真观察，对他们的德行作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以正道来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一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中国人崇尚浩然正气，并认为正气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以才有“邪不胜正”的说法。而中国古代帝王中也有很多人以“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很多官员也把“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这里的“正”也就是正气和清正无为的意思。然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其社会状况距离正大光明还很遥远，百姓正遭受着统治者的压迫，正在饱受战乱之苦。老子针对这一现实，呼吁统治者以正治国，这也喊出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再来看“以奇用兵”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不是一部兵书，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些作战用兵的思想，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所涉及、老子向来反对战争，但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好恶而不发生。针对这种现实，老子设计出了“以奇用兵”的计谋，为弱者和正义的统治者提供借鉴。如何理解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呢？老子认为，用兵就应该采用非常规的战术，用奇法、奇谋、奇计去迷惑对方，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老子先论述“以正治国”的道理，紧接着又阐释“以奇用兵”的内涵，这看起来有些突兀，其实并不是随意而发，而是老子针对治国的“正”提出来的，用兵要“奇”，从政要“正”，他告诫统治者应以“奇”和“正”来治理天下。

　　由上可知，“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的思想，是老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来的。春秋时代，兼并战争此起彼伏，社会秩序异常混乱，而人民也处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之中，于是他们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然而，一日每个人都拥有了武器，他们就不再感到安全了。人民不安全就会陷入恐慌，这种心理正是导致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所以，天下之所以不安定，其实是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但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安定天下、震慑人民，大都主张施行严刑峻法，老子对此很不赞同，甚至还公了反对这种滥用国家机器的行为。在他看来，严酷的刑罚不但无法安定人心、稳定社会，还会起到反作用，所以，他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强调感化的力量。

　　“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这段话中，老子罗列出一系列社会现象，这是他对国计民生的具体思考，其中也包含着老子对社会现状的忧虑之情。老子认为，人民的本性是善良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决不会惹是生非。人民之所以发动暴乱，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做出了暴虐的行为。而统治者越贪婪，天下的禁忌就会越多；天下的禁忌越多，民众的生活就会越贫困；民众生活贫困，就容易惹是生非，天下就会发生逆乱；民众逆乱，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国家混乱，民众的机巧心智就会越来越多，邪风怪事也就更加盛行了；邪风怪事盛行，法令条文就会越来越森严，盗贼也就更加猖獗。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这几句话中，老子引用得道明君的话来重申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得道明君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天下，就是因为他们“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无为”即不安为；“好静”即怀柔、宁静；“无事”即无所事事，亦作无为解；“无欲”即没有私心杂念）。所以，只要统治者以无欲、无为来治理天下，就能实现国泰民安。

　　王弼《道德经注》

　　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

　　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

　　以道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平安，以行政法律来治理国家，诡诈的军事行动就会发生。以平静安宁、以减少行政影响和法律惩治的手段能取得天下。《道德经》上篇说，得到天下的，通常是通过以平静安宁、不施加行政影响和法律惩治的手段，要是以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治理，不能够得到天下。所以以行政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不能够治理天下，而必须依靠诡诈的军事行动。

　　以道来治理国家是以崇尚根本来平抑那些表面的、具体的问题；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是以邪辟的方法来解决表面、次要的问题。就像大树的根不能扎牢，枝叶也不能繁盛，百姓没有可依靠其生存的东西，所以必然导致诡诈地使用军事力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家弱。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讳欲以耻贫，而民弥贫；利器欲以强国者也，而国愈昏弱，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利器，是为自己谋利的工具。百姓的力量强大了，国家的力量就会削弱。百姓具备了太多的聪明才智，取巧作伪的事就会发生，就必然出现不正当地谋取利益的现象。设立行政法律系统来压制不正当现象，而会兴起军事冲突；让人们有所顾忌来消除贫困，而百姓更加贫困；制造强大的器物、设备来使国家强大，国家反而更衰弱，这都是舍弃根本来专注表面、次要的事，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领袖的所想所求，百姓都会马上跟从。我所想要的只是没有欲望，而百姓也会跟着没有欲望而自然达到朴素、简单。上面四种情况是舍弃根本来专注表面、次要的事的例子。

　　苏辙《老子解》

　　古之圣人柔远能迩，无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后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国为正，以用兵为奇。虽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唯体道者，廓然无事，虽不取天下而天下归之矣。人王多忌讳，下情不上达，则民贫而无告。

　　利器，权谋也。明君在上，常使民无知无欲，民多权谋，则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务本业而趋末技，则非常无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诈伪，而多为法令以胜之，民无所措手足，则日入于盗贼矣。

　　古代的圣人能够怀柔远方，优抚近地，没有用兵的心思，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兵征伐。所以以和平治理为常规，以用兵为特殊、偶然。虽然这样，这也还是不足以得到天下的。天下是神意造化之物，是不能凭主观意愿施为而改变的，不能妄图占有而任意使用的。凭主观意愿施为的必定失败；把天下据为私有的，也必定失去。只有体悟了道，才能平安无事，虽然不去夺取天下而天下万物都会来归顺。君王顾忌得多，百姓的想法难于被君王了解，那么百姓的穷困就没处去述说、求救了。

　　利器，是权力与谋略。明君在百姓之上实行统治，常使百姓没有智识、没有欲望，百姓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和谋略，统治者就会被迷惑而昏乱。百姓不重视农业而去忙活手工业和商业，就会出现奇特而不会带来好处的事物。想避免百姓的奸诈虚伪，而多设置法令来压制，百姓手足无措，就只好去犯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