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

　　张友鸾

　　一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干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禁书”。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

　　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

　　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未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则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合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三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

　　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官》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间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昔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汽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仿煌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借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如《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画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低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

　　《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金”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

　　《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画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一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

　　《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倘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

　　《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来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

　　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而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

　　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

　　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诲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黄色小说。我们不能把“假张恨水”的黑锅叫“真张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发出内部通报，说张恨水的小说属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当然不是黄色小说。这是强有力的辩诬。

　　其二是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专写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无病呻S吟Y，自命为“衷感顽艳”的作品。一般应用文言文，杂以诗词。那个流派，意志消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张恨水也被某些人纳入那个流派。无庸讳言，张恨水初期习作，确实是走的这条路子。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题目却把信息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承认，“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说他属于那个流派，这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当初他走这条路子并没有走通，从正式发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的。当然，他的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应指出，他写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恶。我们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那样，就会在文学批评史上造成一片混乱了。他生前不服这样的“裁决”，曾经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作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难覆案。把这顶帽子强加于张恨水，不足贬低张恨水，倒是抬高了鸳鸯蝴蝶派了。

　　第三是说，张恨水是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在上海发行的一种文艺周刊，泛滥于二十年代。这个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杂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游戏文章”，趣味低级。文字规格，是旧体裁、旧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带，成为一个无形的集团，当时视为“海派”。那时正当新文艺萌芽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后来人们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称之为“礼拜六派”。有些人认为，张恨水也就是礼拜六派。我们知道：他人在北京，写小说是“单干户”，不是靠别人吹捧成名的；他从来没有写像《礼拜六》上刊登的那些无聊作品；他大量发表作品，是在礼拜六派已经衰歇之后。用这些来说明他不是礼拜六派，自然是不够的，辨认一位作家属于哪个流派，还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主要并不在这些人事关系上。古之人，论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论定属于前几世纪的某一流派吗？那么，我们检查一下张恨水的作品。

　　张恨水是章回小说作家。作为通俗文艺，必然采用习惯的大众口语，组织结构，一切服从于传统的旧体裁、旧形式。在这方面，他和礼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说在内，是近似的，或者说简直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艺术技巧，有高低之别罢了。只根据这一点，辨认他是不是礼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义。我们应该说，礼拜六派利用了旧体裁、旧形式；却不应该说，利用旧体裁、旧形式的都是礼拜六派。

　　有人也许会问；从新文艺萌芽直到成熟、壮大，为什么张恨水不用新体裁、新形式写作，却偏要和礼拜六派走同一的旧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个明确答复。1944年，他五十岁生日，在重庆，许多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写了一篇《总答谢》，其中说道：

　　……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个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它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见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抱负。一些作家薄章回小说而不为，市民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捡起了这个武器，被人指斥为“异端”而不辞。他拥有广大读者。从他创作的动机和取得的效果而言，应该被承认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难道说那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张恨水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引出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进步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当时只能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为市民层所不能接受。所以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有“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号召。鲁迅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冯雪峰（洛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大众文艺。”瞿秋白（史铁儿）说：“所以普洛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尽管张恨水对于这些要求还有距离，但我们却可以了解到，用旧体裁、旧形式写的章回小说，没有非列为礼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评论一位作家之属于某一流派，不能只讲作品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这方面看，张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总理说，他是“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虽然当时是针对《八十一梦》而言，事实上他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同反动派作斗争”，只因写作时期有先后，矛头主要指向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四部代表作：《春明外史》指向整个封建社会，《金粉世家》指向贵族官僚，《啼笑因缘》指向北洋军阀，《八十一梦》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很明确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富有斗争性的，是进步的。为了祝贺张恨水五十生日，1944年5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题为《精进不已》的文章，就曾指出，张恨水的作品，有“明确的进步立场”。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一篇短评，其中说道：

　　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国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母题”。正由于此，他的作品，得到广大的读者所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的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也正由于此，可以肯定说，张恨水不属于礼拜六派，因为礼拜六派没有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不具有进步立场，更不可能是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的。

　　以上意在说明：张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黄色小说，也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他自成一家。凭他的百来部小说，实在要列为流派，看来就叫做“张恨水派”，倒未尝不可。张恨水的作品，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他是自由职业者：终身从事写作，多年的新闻记者。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常厌恶。然而，他信守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信条”，极端“自由主义”，所谓“中立”的政治立场，这就导致他只能成为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读者自会发现，他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在许多地方，我们今天不能表示同意。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写作于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虽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好像去今未远，只因这个时期以内，我们经过翻天覆地的变革，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谁的思想也不会停留在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了。我们今天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当时张恨水的看法，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时代的局限性就是这么严峻！不过从总的方面说来，他的作品，究竟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应该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以作品创作数量之多，发行方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无论如何，章回小说大师的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篇幅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判属于广大的读者，希望能够看到全面分析研究张恨水的作品的文章！

　　1981．9．12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