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史部 杂史类 贞观政要(附译文)

卷十·论慎终

贞观政要(附译文) 吴兢 10508 2020-04-19 15:41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征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 诚以为贤。 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征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于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终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征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征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征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能长期教化天下,他们当政时假如国家内部安定,那么必定就会有外乱骚扰。而如今远方外族归顺我朝,天下五谷丰登,盗贼不起,国家内外宁静。这绝非我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实在是有赖于各位大臣的鼎力辅佐啊。然而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虽然明知今天无事,也得考虑如何才能有始有终。要经常这样反省思索,才是难能可贵。”魏徵深表赞同,说:“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君主和大臣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有时君主圣明,而臣下不贤;有时遇上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天下太平,假如当初大唐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想广施教化和仁义,要想促成今日之美政,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国家升平,但是臣等还不敢就此坐享太平,也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孜孜不倦!”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君主想做好事的,往往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本是泅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起初他能够救危难诛暴秦,所以成就了帝王大业,但如果他在位的时间再延长十几年,他肯定会因放纵逸乐而陷于衰败,不能保住他当初创下的功业。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汉惠帝本是嫡长子,他温恭仁孝,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汉高祖被爱姬的儿子所迷惑,想另行废立;萧何、韩信,是汉代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可是萧何曾被无端打入大牢,韩信也无缘无故遭到贬黜,最后被诛杀三族,其余功臣像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谋反叛逆。汉初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悖逆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功业的明证吗?所以我不敢自恃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心怀忧患,经常用历史上的危亡来警戒自己,以激励自己将治国政策贯彻到底。”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各位公卿大臣说:“我继承帝业以来,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如今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归顺了,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致吗?其实这是得益于各位大臣的辅佐之功啊!现在是我们思考如何善始善终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我们大唐的丰功伟业、恩德福祉流芳百世,泽被四方,使数百年之后的人读到大唐的历史,无不为我们灿烂辉煌的业绩而赞叹不已。难道历史上就只有周代、汉代以及光武、明帝的功绩才称得上是万世的楷模吗?”房玄龄说:“陛下雄韬大略,功德无量,把功劳推让给群臣,今天天下太平,这是你的圣德,我们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能有始有终,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有希望了。”唐太宗又说:“我时常阅读历史书籍,发现平定乱世的君主年龄一般都超过四十岁,只有光武帝年仅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起兵征战,二十四岁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就做了天子,这是当今武功胜过古代的缘故。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没有时间读书,所以贞观以来,我一有时间就阅读书籍,可谓手不释卷。我谨记以史为鉴的古训,从古代圣贤书中,我知道了风化的根本,政治的关键。依此施行了几年,天下终于获得了治理。如今民风淳朴,子孝臣忠,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文化胜过古代的缘故。从周代、秦朝以来,戎狄等边境少数民族时常侵犯中原,现在他们都已归顺了朝廷,这是民族关系胜过古代的缘故。我有何德才和能力,能够取得这样的功业?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三个方面的业绩,奠定了如此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很贤德。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奉天承运,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对语言的要求是崇尚朴实而弃绝浮华;论人,则重用忠臣良将,鄙视奸佞小人;制度上,杜绝奢侈崇尚俭约;谈物产,重视谷物棉帛,轻视奇珍异宝。他们在治国初期,都能遵守这些条款,可是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伤风败俗。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乃万民之尊,富有天下,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抗,他的意愿人人必须依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溺,礼节被嗜欲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并不难,难的是行;行也不难,难的是善终。”说得太正确了。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威震四方,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天下初定时,陛下能克服自己的嗜好私欲,克勤克俭,身体力行,致使国泰民安,达到至治。论武功,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若论仁德,你与古代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帷幄之中接受陛下圣明的旨意。陛下时常告诫臣下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可丧失;保持节俭的习惯,不可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圣德之音至今仍在我耳边时时响起,臣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稍稍偏离了以往的志向,敦厚淳朴的风气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下来。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陛下在贞观初期,实行无为无欲、清静祥和的政治教化政策,即使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此风的感化。但如今看来,这种风气正在慢慢消失,听言语似乎比古代的君主高明多了,论事,则连一般平庸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具有上哲之智的圣明之君,但汉文帝拒绝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因为国家法典禁止奇装异服,焚烧了大臣献上的雉头裘。而今天,陛下到千里之外去寻找骏马,到异城去搜求奇珍异宝,这些行为都被老百姓和少数民族见怪和轻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一。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百姓,孔子作了一个比喻,他说:“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的车子,真让人恐怖啊!”子贡问:“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孔子说:“不用‘道’来引导百姓,这是我所痛恨的,如果这样治国,怎能无所畏惧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为君者怎么可以不敬畏老百姓呢?陛下在贞观初期,把老百姓当做饱尝战争创痛的伤员,体恤他们的艰辛,爱民如子,凡事崇尚俭约,不营造宫室以免劳民伤财。然而近些年来,陛下开始放纵奢侈,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任意役使百姓,还说:“老百姓没有事情就会懒惰放肆,有了劳役就容易驱使他们。”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岂有害怕他们放纵,而故意向他们施加劳役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至理名言。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二。

  陛下在贞观初期,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如今,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役使百姓,谦逊节俭的风气一年年在消失,而骄纵奢侈的习惯在与日俱增。虽然牵挂老百姓的话语还不绝于口,但享乐之事也时时萦绕于心。有时候,陛下想营造宫室,又担心有人提意见,就说:“如果不修宫殿,我的生活就会不方便。”根据君臣之谊,臣子怎么可能再进谏呢?陛下此言意在杜绝意见,哪里谈得上是择善而从呢?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三。

  君子立身为人,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每个人要受到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对于习惯不可不慎重,不可不深思。陛下在贞观初期,励精图治,注重名节,不存私欲,乐于施与,亲近重用君子,疏远贬斥小人。现在却恰恰相反,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疏远君子,是敬而远之;亲近小人,是轻信重用。太近就看不到别人的缺点,太远就不知道别人的正确。不知道君子的正确,其结果不是有意离间就是会自然疏远君子;不辨小人的缺点,那么就会主动去亲近他们。亲近小人,不是治国之道;疏远君子,就能够使国家兴盛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四。

  《尚书》说:“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来妨碍有益的事,大功才会告成;不要用奇珍异宝来迷惑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轻贱日常之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知足。狗、马这些家畜不是因为本性会被驯服而不被饲养,而珍禽异兽则因为自然的野性所以才不会出产在国内。”陛下在贞观初期,仿效尧、舜,弃绝金银珠宝,返璞归真。可是近年来,猎奇之心日起,奇珍异宝之类中原罕见之物,源源不断地从偏远的异域运送过来。皇上自己嗜好奢侈品,却希望黎民百姓保持淳朴的民风,这怎么可能呢?朝廷不为民造福,却奢望国富民强,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五。

  贞观初期,朝廷求贤若渴,只要有人推举好的人才,都能够信任并加以任用,让他们发挥长处,唯恐错失人才。但近年来,在任用人才上显得随心所欲。对于人才,朝廷或者因为许多人共同推荐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个别人的诋毁而罢免他,或者根据多年的政绩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一时的怀疑而疏远他。一个人的行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受人诋毁的人,未必真的行为不端,多年形成的品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君子有自己的襟怀,他们行仁义之事而弘扬道德;小人也有自己的品行,他们喜好用谗言中伤别人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陛下不明察事情的根源,就轻易赏罚,这样做,会使坚守君子之道的人日渐疏远,而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逐渐得逞。所以现在大臣们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保全性命和官职,没有谁再愿意为国尽职尽忠。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六。

  陛下当初刚刚即位的时候,凡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杂念,丢掉打猎的网、箭等工具,不再想打猎的事情。但几年之后,这条戒律被废除了,虽然不像太康那般纵情无度,在洛阳打猎十旬都不返回,但还是给老百姓留下了讽刺的话柄。比如,陛下不远千里,向边远异族征求打猎用的老鹰和猎狗。还有打猎的地方太远,需要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陛下以骑马打猎为乐事,不考虑是否会有意外的变故发生,如果真有不测,还可能挽救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七。

  孔子说:“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对君主尽职尽忠。”所以,君主对臣下不能够薄情寡义。陛下初登皇位的时候,能够礼贤下士,君主的恩德由上至下,臣子都感受到了陛下的仁义。臣子的忠义之情由下至上,都愿意为朝廷不遗余力地进献自己的赤胆忠心。然而近年来,君臣之义却遭到忽略。有京城外的官员入朝奏请政事,看到朝廷上这种情况,想明言指出,又担心这会使君臣双方的关系更不融洽,所以欲言又止。有的人自愿请命,但朝廷又不行赏赐,不给予相对的礼遇,这些人无奈之下只得罢休。皇上有时因为臣子有些缺点,就怪罪他们,责备得过细过烦,臣子虽然能言善辩,也无法为自己的一腔忠诚申述。如果这样,还希望君臣上下同心,水乳交融,不是很困难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八。

  古话说:“骄傲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快乐不可以过度,志向不可以太高。”这四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为以前的君主带来了福祉,让通达的贤才深以为戒。陛下在贞观初期,对政务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委屈自己以保全别人。可是近年来,开始显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依仗宏大的功业,蔑视以往的君主,自认为具有圣明的智能,轻视当代俊才,这是骄傲滋生的表现。做事情随心所欲,有时即使克制自己的私欲接受了臣子的建议,也终究是意难平,这是欲望放纵的表现。陛下喜欢嬉游,乐此不疲,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务,但对政务已不再专心致志,这是逸乐过度的表现。现在四海归心,天下太平,可是朝廷仍然兴师动众,不断讨伐边远地区的异族,这是志得意满的表现。长此以往,将使谄媚者只会顺从圣旨不讲真话,而被疏远的人,会因为害怕触犯龙颜而噤若寒蝉。这样势必会削减陛下的圣德。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九。

  过去陶唐、成汤的时代并非没有灾害,而他们的美名却万古流芳,这是因为他们都能够有始有终地实行无为无欲的政策,遇到天灾,他们就为黎民百姓分忧解难。风调雨顺的年代,他们也戒骄戒躁。贞观初期,中原连年遭受霜灾、旱灾,老百姓纷纷迁居关外,他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虽然尝尽了旅途的颠沛流离,却没有一家一户逃亡,没有谁抱怨,这都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怀有体恤百姓的良苦用心,所以即使死去也没有二心。可是近年来,老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关中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干杂活的匠人,都被官府雇佣,服兵役的人,被四处驱使;皇帝为采购用物到处搜寻,送货脚夫的足迹不绝于道路。这样下去势必会带来弊端,老百姓宁静的生活会受到干扰,再加上这几年来水旱灾害时断时续,稻谷青黄不接,恐怕如今百姓的心,再不如贞观初期那般祥和宁静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十。

  我听说“祸福不会凭空降临,除非人自己招惹是非”。“人如果不挑衅,妖怪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陛下统治天下已有十三年,威加四海,万民臣服,年年五谷丰登,礼法教化也重新得以确立。家家户户都知道遵守道德光荣,菽粟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可是近年来,旱灾不断,现在已经殃及到了周围的郡国。凶恶的坏人犯上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这样近的地方。上天怎么会说话呢?这是天意,老天在显示征兆以警戒世人,现在是陛下应该警醒,勤于政务的时候了。如果陛下看见警戒能够产生畏惧,施行仁义,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商汤那样严以律己,前王们孜孜以求的条例都能够勤勉地执行,对如今败坏仁德的行为,都能够反省并改过,以此来改变百姓对朝廷的看法,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永享太平了,灾祸怎么还可能产生呢?社稷的安危,国家治乱,全系于陛下一人啊!当今乃太平盛世,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仍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今是创造伟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不我与,稍纵即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陛下应当三思,这也是臣下时常牵挂于心的事情。

  为臣确实愚昧无知,不通事理,略举所见十条,有扰陛下圣听。但愿陛下采纳臣下狂妄之言,参考这些浅薄的议论,希望一得之见能有补于圣上,这样为臣虽死犹生,甘受刑戮。

  看罢奏疏,唐太宗对魏徵说:“臣子侍奉君主,只顺从旨意是很容易的,忤逆君王的心意可就太难了。你作为我的助手,能常常想着向我进谏,的确难能可贵。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希望能够改正,在政务上做到善始善终。如果违背了你的意见,我又有何颜面再见到你?又怎么才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我得到你的奏疏之后,反复研读思考,觉得你的意见言辞激烈但道理坦直,所以我将它贴在屏风上,早晚都能够看到。还把奏疏交付给编写史书的官员抄录,希望千年之后,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君臣之间的情义。”事后,唐太宗赏赐给魏徵黄金十斤,良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周围侍臣们说:“平定天下,我已经做到了,可是,如果守天下不得法,功业也难以保住。秦始皇起初也曾平定六国,据有四海,到他晚年却不能很好地守住江山,这个教训真可作为鉴戒。各位大臣,你们应该公而忘私,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就能最终保持。”魏徵说:“臣听说:打胜仗容易,保持胜利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已显赫,德行教化又深入人心,如果能永远用这种态度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魏徵:“我看近代的帝王,有一代两代的传位十代的,有只延续,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的。我之所以常常感到忧虑恐惧,或者是因为害怕抚养百姓未能做到各得其所;或者是因为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自己又不能觉察到。请你为我讲讲其中的道理,我将把它们当做准则。”魏徵说:“嗜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无论贤者、愚者都在所难免,只是贤者能够有所控制,凡事不过度,愚者却恣意放纵,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陛下圣德高远,能够居安思危,衷心希望陛下能抑制私欲,善始善终,成就完美的功业,造福千秋万代。”

目录
设置
手机
书架
书页
评论